●特约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刘跃进研究员 ●主持人话语：周秦汉唐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的主要时期。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周秦汉唐可以被称为“钞本时代”。这个时期，涉及经典文本的很多问题，如文学史观的局限性、周秦汉唐经典文本的复杂性、新材料搜集整理与文学综合研究之间的矛盾性、文学研究中文本或作品的缺失性等。“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期推出的学者笔谈就是会议的讨论成果，话题集中在文学、文献、文本三个方面。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当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这样三种处理方式，如何确定，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P279)之论述，可谓深透。刘永济先生作《文心雕龙校释》，就刘勰所论，每每细读所涉作品，而后深思、寻绎刘勰之本意，这一“了解之同情”对笔者启发甚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即使抱着有用于今的目的，我们也应要先回到当时之时代场景中，去仔细品味、理解古人之想法和理念，而非带有预设的想法作简单筛选和提取。循此思路，本文拟以刘勰之“通变”观念与其文体论关系这一问题作简要探讨。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不仅在于刘勰以专篇来作详细阐述，而且还在于这一观念时时贯彻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文心雕龙》在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基础上，讨论文章作法，指导文章写作，“通变”就是刘勰在总结各体文章递延流变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重要的理论、美学范畴，因而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甚或周秦汉魏各文体递延脉络的考察，自然应当遵循这一概念或原则，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通变”之意旨，旧有“复古”说，影响甚大。清人纪昀实肇其端：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2](P10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又云：“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3](P104)二人皆着眼于纠正时弊，故称彦和属意复古。又有以“通变”为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通变”，“实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并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故“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中“通于变”，“于”有“从”的意思。故“在变则通”，“变”是“通”的先决条件。[4](P339)以上是片面强调复古或新变的两种代表观点。对于前者，刘永济先生已予以纠正： 然舍人首言“资于故实，酌于新声”，赞语复发文律日新，变则可久，趋时乘机，望今参古之义，则“竞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岂所喜?[5](P110) 对于后者，“通”、“变”恰是并列之关系，刘勰既意以“通”，亦在于“变”。《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① 刘勰于此谈得极为清晰明白，所谓文事实含两端：一者设文之体有常，故名理相因，体资故实，须“通”；变文之数无方，故通变则久，数酌新声，须“变”。需指出的是，这里的“通变”一词实为偏义，刘勰特言变，而并非如上引观点“通变”特指变之一端。不可变者须通，可变者则须变，故论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阳则异品，如文之“变”。“通”、“变”二者，皆乃“势”之必然。刘勰接着又以此为准，讨论前世作品之优劣得失。“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商周之前，虽愈加“文”、“丽”，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该通者通，该变者变，遂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汉以后作品仅执着于变，而迷失于通，故“弥近弥澹”，究其根本，则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之故。 刘勰“通变”之适用于文体，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与文辞气力之宜“变”者，并举前世作品为证，以言其优劣得失。今试以诗、乐府、赋为例略作考察。如《明诗》： “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诗言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应物而感，感物吟志，诗为情、志自然之抒发，此即诗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气雕采，随时变迁，亦当有取。以言志抒情为主干，兼以文辞气力之强调，这样的诗歌才合乎“通变”之准则。以此为准则，上古“顺美匡恶”之诗自不必言，后世诸家亦多有可称道者，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懼，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之类。而有些诗篇则因多崇变而乏于通，而为刘勰批评，如宋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