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当地局势渐趋缓和，朝鲜与美韩军队之间偶尔发生的小规模军事摩擦并未酿成重大危机。然而，自1966年秋开始，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先是非军事区的武装冲突日益加剧，接着便是朴正熙总统险些遇刺、朝鲜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以及美国EC-121大型侦察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才将1966—1969年称为“第二次朝鲜战争”时期①。 仔细考察针对1966—1969年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的既有研究，便可发现“普韦布洛”号危机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②，EC-121危机则极少有人问津，仅有理查德·莫布利、邓峰和孙艳姝几位学者分别讨论了美国和韩国的危机决策，缺憾之处在于对美韩同盟内部关系着墨不多，继而留下如下若干问题：为什么“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在美韩两国间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而EC-121危机发生后双方的相互沟通和彼此协调却表现得较为平静顺畅？华盛顿和汉城在处理大型侦察机事件过程中各自抱有怎样的意图？此次危机对美韩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③鉴于此，本文拟同时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朝鲜半岛的危机与对抗(1968—1969)》④和《大韩民国外交文书》等来自美韩双方的原始文献，以冷战时期大(强)小(弱)国同盟互信关系为分析视角，就EC-121危机前后的美韩关系展开探讨，并尝试回答上述疑问。 一 “血盟”内部的纷争 美韩同盟缔结于朝鲜战争结束初期，素有“血盟”(Blood Alliance)之称。不过，朝鲜战争停战前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该“血盟”形成的背景之一是美国和韩国的相互猜忌，而一纸盟约也并未立即消除华盛顿和汉城心中的疑虑。 1953年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得以恢复⑤。战俘问题上的突破极大地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亦触动了李承晚那根武力统一的敏感神经。从3月底开始，韩国掀起了大规模反停战运动，国会通过反停战决议，出版界和高级将领们纷纷表示支持“北进统一”，李承晚政府更是直接向美国发出了单独北上和把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威胁⑥，并通过各种方式将接受停战与美国同意和韩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联系在一起⑦。美国非常担心李承晚采取鲁莽行动破坏停战谈判，因此只得被迫与韩国结盟⑧。 美韩结盟并没有让两国完全走出互不信任的心理阴影。1953年8月9日，即美韩草签《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第二天，李承晚声称韩国正等待“北上”的时机。15日，在韩国建国五周年的庆典上，李氏又一次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宣称韩国别无选择，只能“尽早”北上。随即，美国决策者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可怕图景⑨。相应地，1954年部分美军从韩国撤离也引起了李承晚被美国抛弃的恐惧，他又一次发出战争叫嚣⑩。1954年11月17日，美韩交换了《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批准书。在当天签署的秘密谅解备忘录中，李承晚承诺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且除非双方同意，否则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负责保卫韩国安全期间继续赋予该司令部韩军管辖权(11)。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获得解决：一方面，李承晚政府不断抱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的波兰和捷克成员在韩国从事间谍活动，并指责朝鲜违反停战协定，继续加强军事力量。为此，韩国屡次以单独行动相威胁，要求废除该委员会，甚至撕毁停战协定。为了防止韩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1956年6月9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把在韩国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驱逐到板门店，1957年6月21日又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以共产党“违反”停战协定13(d)款(主要内容为禁止向朝鲜半岛引进加强军事力量的武器装备)为由宣布不再接受该条款的限制(12)。另一方面，1955年奥地利和约的签订、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不断加深着李承晚的危机感。于是，他故伎重施，高喊“北进统一”的口号(13)。 历经了相对平静的十年，美韩同盟内部再次出现信任危机。1966年10月中旬以后，朝鲜非军事区武装冲突的次数急剧上升，至1967年达到顶峰(14)。韩国军方在未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况下暗中制订了进攻计划。得知这一消息，驻韩美军司令兼驻韩联合国军司令查尔斯·伯恩斯蒂尔第三(Charles H.Bonesteel Ⅲ)两次以担心影响约翰逊总统访问韩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为由力劝韩国军方保持克制。韩方对此无动于衷，按计划在非军事区东部向朝鲜军队发起突袭，造成对方30人伤亡(15)。为了安抚韩国，阻止朴正熙政府继续对朝鲜实施“报复行动”，更直接地是为了促使韩国向越南增派军队(16)，美国决定为韩国警察提供武器、在1968年财政年度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由6.2亿美元降至4亿美元的情况下保持对韩国军援不变(17)。 1968年1月21日，31名全副武装人员偷袭青瓦台总统府，刺杀朴正熙未遂(18)。朴正熙旋即召见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J.Porter)，要求美国支持韩国采取报复行动。波特表示美国不愿与朝鲜发生冲突，朴大失所望(19)。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天后，朝鲜俘获了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美国的第一反应是向朝鲜半岛大规模增派海空军，随后又与朝鲜在板门店举行双边秘密谈判。两相对比，汉城对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因此大声叫嚷着要对平壤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参加板门店会谈，甚至要求撤回赴越韩军和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美国官员认为，朴正熙确实有可能单独对朝鲜发起进攻。于是，约翰逊两次致函朴正熙，美国总统特使赛勒斯·万斯(Cyrus R.Vance)访问韩国，约翰逊与朴正熙举行高峰会谈。5月份以后，美韩同盟内部的互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20)。 二 看似密切的沟通 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9年1月就职总统期间，尼克松在多种场合提出了自己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设想：核战争是危险的，必须尽一切可能加以避免；对抗的岁月已然过去，世界即将进入一个协商的时代，美国要“努力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华盛顿应通过地区条约、金钱和武器而非美军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首当其冲的是越南战争“越南化”；在亚洲，美国将通过加强当地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放弃“对外侵略”的念头，转而谋求国内发展，最终推动北京与世界对话、融入国际社会(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