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研究的取向，不仅指价值哲学研究者的旨趣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而且主要指把何种主体的需要看作终极价值的源泉和尺度，以何种价值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为基点和目的，一言以蔽之，即是指以什么样的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作为价值的本位。自古以来的价值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者众多且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存在着两种基本不同的取向，即整体取向和个人取向。前者以整体为本位看待和研究价值，后者则相反。这里所谓的“本位”，指的是价值的基点，而这种基点被看作价值的主观源泉和衡量价值的尺度。本文试就这两种基本取向各自的渊源、分歧、问题及其出路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两种取向的源流分疏 价值哲学研究的个人取向与整体取向由来已久，自从有了价值哲学研究，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只是由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某一种取向在某个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种则居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或被压制。 从中国历史上看，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就分别代表了中国最早的整体和个人两种价值哲学研究的取向。孔子的学术研究以恢复已经衰落的周朝统治秩序为使命，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构建的庞大的仁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建立爱有差等、尊卑有别的“家天下”秩序。他主张个人要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而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君子都超越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并具备了和谐的“家天下”所需要的道德人格。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则被看作“小人”，即所谓“小人喻于利”。对于孔子来说，家国不仅是第一位的，甚至就是唯一的，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自觉地融入其中，无私地为之作贡献。与孔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子并不关心国家社稷，而注重个人的自我完善，只是实现这种完善的途径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他推崇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贵柔守雌、慈俭谦让、知足不争、致虚守静、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美德，主张人生要实现向道德和超越的升华。孔子和老子所开创的这两种价值哲学在战国时代分别以孟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得到了延续。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后，除了魏晋玄学突出张扬个人之外，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基本上是整体取向占据着统治地位。 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又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体现了整体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二程强调“天理”，认为天地之化育是一个生生流行、浑然无间的总体过程，人与万物同为大化流行中之物，皆从“生生之理”而来，此理在天则为天之道，在物则为物之理，在人则为人之性，即所谓物我一体，天人一贯。朱熹则由心性学上的道心人心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进而认为三代以天理行，此后则以人欲行，并因此主张若要恢复三代之治，则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尊王贱霸。显然，程朱理学弘扬了孔子所开创的整体主义传统，而陆王心学则持“心即理”的观点和立场。陆九渊的学说围绕“本心”展开，认为作为道德情感、道德法则、道德意志相统一的“本心”为每个人所本有，是具有普遍性与恒久性的“同心”或“大心”，亦即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王阳明认为，无须求理于外，仁孝忠信之理乃“心之条理”，皆“发于吾之一心”，是“吾之一心”所呈现的自然和条理，亦即道德准则与秩序。①需要指出的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然存在着上述分歧，但他们之间思考取向的不同没有孔子与老子之间那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不过是儒学整体主义传统中侧重整体和侧重个人的两种不同倾向而已。 与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取向演进的轨迹不同，在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明显的从古代的整体取向到近代个人取向的转变，到当代社会又出现了整体取向的某种复兴。在古代西方，有完整价值哲学的第一人是苏格拉底，他毕生关注“什么是德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德性就是灵魂的善，而人拥有了这种善就拥有了幸福即善生活。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整体取向的传统。柏拉图更明确地提出善生活作为目标不是个人的，而是城邦的。“在建立我们的城邦时，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②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整体取向立场，并明确将人看作不平等的政治动物，认为他们生来就需要他人，需要社会生活。这不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需要，而且“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③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社会长期处于战乱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之中，价值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心灵安宁和平静生活，因而在这个漫长时期出现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价值哲学从总体上看是个人取向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快乐主义与德性主义的分歧，但即便是斯多亚派的德性主义，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的逆来顺受的消极德性，即所谓“顺应自然(本性)而生活”。基督教原初以宗教的形式延续了斯多亚派的传统，但上升为国教之后，特别是教会取得统治地位后，原始基督教的个人取向便让位于教会的统治，为这种统治提供论证的基督教正统神学采取了整体取向。到此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人奠定的整体取向才得到了传承和阐发，他们的价值哲学所形成的整体主义观点在基督教教会中上升为主导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各种以个人为取向的神学和经院哲学受到排斥和压抑。 自14世纪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到了启蒙时代逐渐形成了与以整体为取向相对立的、以个人为取向的价值哲学研究。从理论上开辟这一新的取向的是霍布斯。他在西方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特别是他的自然权利学说奠定了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研究取向的基础。在他之后，洛克、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等人使这一取向发扬光大，形成了系统的自由主义价值哲学体系。近代也出现了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以及以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研究取向和思想观点虽然也有很大影响，但没有成为西方主导的价值哲学研究取向，没有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过，近代自由主义也并非极端个人主义，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看不见的手”并强调社会对其功能的运用，而以边沁、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更是从道德意义上强调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理论实际上成了西方近代以来起主导作用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