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弗森对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式市场社会和自由主义民主世界进行了重读和批判，表达了一种弥补自由主义民主制下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裂隙的努力，构设了一种“更美好社会”——参与式民主社会，表达了他对实现公民平等参与和自我发展价值的理想诉求。麦克弗森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分析的解释性架构，思想的激进性使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也典型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张力。 一、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自17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逐步占据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频发和加剧，经济合理性逻辑支配下的民主政治合理性的困境凸显，麦克弗森对此进行了回应，揭示了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内在根源。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一书中，麦克弗森回顾和探讨了以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顿及洛克为代表的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提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占有性个人主义”是麦克弗森思想中“统领全局的”标志式概念。基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麦克弗森洞悉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 从人的本性层面来讲，占有性个人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身身体和禀赋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具有明显的占有性、排他性，依据自利的原则，人的本性为功利消费型，无限地积累、追求财富，满足欲望成为最有价值、最为合理的个人能力运用和实现的方式，“个人被视为既不是一个道德整体，也不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他本人的所有者。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讲，所有权的关系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关系，它决定了他们实际自由和实现他们完全的潜能的实际前景，这种所有权关系被装进人的本质中”①。麦克弗森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被自由主义“驯化”了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较之自由主义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自由国家被民主化的同时，民主也被自由化”②，自由主义民主包括自由和民主两个方面，自由是前提，优先于民主，占有性个人主义优先于(并形成了)自由主义，因此当民主进入自由主义语境时，自由主义理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占有性个人主义已经根植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性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石。在麦克弗森看来，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本性驱动着自由主义民主下“经济人”效用消费以及利益追求欲望的无限度膨胀。 从现实层面来讲，麦克弗森检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构成状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占有性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组成的市场社会结合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在这种占有性市场社会模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区分，拥有大量土地、财产，拥有优越于其他人能力和技术的人有机会积累更多的资本，使他们扩大自身财富或权力的欲望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而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是减少而不是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③。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的分析汲取和延续了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维度的资本主义阶级批判，是对资本主义“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结构的深思，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着经济上人与人之间实际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关系，这种价值逻辑已经延伸和渗透到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巩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根基，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榨取能力”。在麦克弗森的视阈下，平等而自由地实现自我完善是每个人的权利，即每个人平等拥有充分依据其意愿生活的有效权利，这是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每个人的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麻烦在于，它要依靠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服务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选择政治”和“权力体系”。这种适者生存的支配法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级分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依附关系，逐步淹没了公民应有的平等和民主权利。在麦克弗森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在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不平等性与自由主义民主实现个人能力最大化发展间的背离和不相容。 从民主发展层面来讲，麦克弗森审视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类型，指认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由不同发展模式衍生而成的混合体。从早期边沁、詹姆斯·密尔的保障式民主，到中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霍布豪斯、杜威的发展式民主，再到现代熊彼特、达尔等为代表的平衡式民主，麦克弗森以历史的维度梳理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脉络，揭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民主兴起到成熟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剖析了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保护式民主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民主，它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在程序上保护个人对物质财富和功利最大化的无限制追求。在麦克弗森看来，保障式民主“并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成为一种道德的转化力量的理念”④，它对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占有权的维护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现实的无视，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占有性个人和更好地适应占有性市场社会。到19世纪中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逐步增强，促生了发展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强调民主对于个人能力及个人发展的价值，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民主模式是一种道德的模式，它与保障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种人类可能改良以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⑤。但发展式民主主张通过渐进的、非暴力的工人合作社来取代资本主义企业，结束社会中两个阶级的对立关系，并建议保留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提供渐进激励的市场调节制度。发展式民主一方面错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实平等自我发展方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巩固人作为占有者、消费者的社会形式。⑥平衡式民主自20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于西方，主张民主是精英之间通过竞争而达到平衡。熊彼特批评并嘲笑把民主看成是“共同的善”、“共同幸福”的虚构目标，他认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对达尔而言，民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通过讨价还价而做出决策的稳步的妥协过程。在麦克弗森看来，平衡式民主祛除了发展式民主的道德要素，降低了民主的道德高度，事实上是对保护式民主的一种技术上的改进和完善，平衡式民主的“目的只在于按人的意图进行选择，而非试图去促使人们成为他们可能成为的人或他们可能希望成为的人；民主仅仅只是一种市场机制：选民是消费者，而从政人物则是企业家”⑦。显然政治模式被视为与经济模式相通，选民和政治家都被视为是追求理性、满足欲望最大化的个人，所有的经历和资源都被带入政治市场而参加自由竞争，从而试图保持价值中立，产生理想状态下政治物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这种中立是虚假的，平衡的实质是一种不平衡。因此必须抛弃虚假的、价值中立的、均衡的、多元主义的民主观，代之以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的民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