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018－08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的学术史影响主要源于他的国家理论：1969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使一度被遗忘的国家问题重新回到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域中；随后，围绕他的国家理论爆发了著名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激励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全面深入地思考国家问题，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出发点。[1](P59－78)不过，稍加审视既有学术评论即可发现，人们是如此关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以至于习惯性地颠倒了学术史的历史发生学顺序，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当作理解、评价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前提。尽管这种颠倒具有重大的理论合理性，但存在明显的去语境化缺陷，使得人们难以对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成就、局限与历史效应等获得更贴近学术史现实的审视。在密里本德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还其以应有的公正。 一、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当代支持者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鲍伯·雅索普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发展标示出了一个新起点。很清楚，雅索普是站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基础上，以及由“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所开启的当代国家理论新地平线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因此，他指出，密里本德的国家观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最充分的阐释，但如果深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阐释存在诸多可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的冲突，所以，必须对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阐释以及马克思之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进行再评价。[2](P15－16)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思想史解释问题上，还是在现实分析问题上，雅索普都做出了实际上更有利于普兰查斯的裁决。他的这一观点很快被西方学术界主流所接受。 雅索普的裁决自然不能让密里本德的支持者信服。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为密里本德国家理论正名的努力。这些支持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本就团结在密里本德周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艾伦·伍德(加拿大)、艾瑞克·欧琳·赖特(美国)、列奥·潘尼奇(加拿大)等。他们年资较长，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主要通过坚持、重申自己的原有理论立场来表达对密里本德的支持。另一类是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尘埃落定之后才进入国家理论领域的青年一代学者。他们力图超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在新的理论框架中来阐释、激活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以实现为前者正名之目的。在这类支持者中，美国左派学者克拉德·巴罗和英国左派学者保罗·卫斯理最具代表性。 克拉德·巴罗是一个受到库恩范式理论很大影响的政治学家。在1993年出版的《批判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中，他基于方法论分型，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为五种：使用工具主义方法的“平实的马克思主义”、使用结构主义方法的“新马克思主义”、使用系统分析方法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使用有机实在论方法的“后马克思主义”，此外是使用文本起源方法的、介乎“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批判目的决定方法选择。上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于不同的批判目的，选择了不同的方法，进而建构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在各自的范式中，它们的方法和结论都是合理的；不同范式之间的方法和结论其实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哪种对国家的说明或解释，能够被常常用于阐明不同方法的竞争性观点的历史证据或经验证据绝对地‘证明’”[3](P9)。也就是说，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工具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根本不能也无须比较，因而“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也无所谓胜负。针对雅索普关于密里本德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史解读存在问题的批评，巴罗通过详细地回顾“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始末，得出结论：即便密里本德的思想史解读真的存在问题，也不能就此认为普兰查斯的解读是正确的，因为“依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去裁决两种竞争性的国家理论非常困难，其困难不仅在于经典文本是‘未完成的’，而且在于争论经常使用的那些经典文本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4](P43－44)。最终，巴罗回到并重申了第一类支持者的基本立场：“工具主义”是对密里本德国家观的一种曲解，他的国家理论既有工具主义的因素，也有结构主义的因素。[5](P105－106) 保罗·卫斯理或许是当代英国最执着于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学理论，于1995年以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不过，直到2005年，他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一种分析方法》为题出版。在此期间，他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在方法和观点上受到科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功能理论，经济决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基石。基于这种观念，他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而得出了一个旧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一种“‘老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述”[6](Pix)。他所说的“‘老套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在该书第三章“重述工具主义论题”中得到了完整的呈现。[6](P27－71)最终，他和巴罗一样，回到了第一类支持者的基本立场，强调“工具主义”是一种曲解，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中同样包含结构的因素。在卫斯理看来，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不仅符合马克思的立场，而且可以用来直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以解答“资本家是否能够运用国家服务于自己的普遍利益”[7](P109)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西方国家理论的最新潮流——新多元主义——分享诸多理论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