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4)05-0047-07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空间生产”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之后，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中“时间压倒空间”的偏好受到空前的冲击，空间视角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从而推动了当前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以一个具象的空间——边缘作为切入点，采取思想史的方式，全面梳理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后现代激进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承认政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未竟之解放政治规划的当代探索提供一种学理上的借鉴。 一、承认政治的发轫：边缘空间的“他者”诉求 边缘是理解与界划空间存在的一个基本参照。边缘在界定、区分空间的同时，自身也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即边缘空间。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是从边缘开始的。边缘是指“远离社会生活中心的区域，包括各种缝隙、角落、边缘等微不足道的空间形式。它不仅在现实空间中有着特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对应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契合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这就意味着，边缘“不仅表现为某种独特的空间类型，而且还体现出属于这个空间区域的个体、群体、活动、话语、权益、感受力的诸多特征。”[1]93但是，边缘空间的存在始终是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的，一旦空间的权力中心产生表象或意义上的些微差别，边缘空间就会随之变化。哪里是中心，哪里是边缘，抑或从中心到边缘的空间秩序，都是由居于中心地带的权力所掌控。因此，只有中心才具有空间的话语权和定位权。作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便注定成为一种被遗忘和被漠视的“他者”而存在。 福柯较早地提出对于边缘的关注。早在1967年的《他者空间》①中，福柯就试图将线性历史叙事的时间关系转换为中心－边缘的权力规训的空间关系。在他看来，相较于中心地带，边缘是一种另类的“他者空间”，比如寄宿学校、墓地、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军营、监狱、妓院、殖民区、船，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便是“反常”(deviation)。这些反常的边缘空间的出现恰恰是现代权力实施规训机制的产物。所谓规训，“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2]193，它主要表现为权力逐步转化为一组确立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从而成为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力量。最终，规训在这些他者空间(疯人院、医院、监狱、学校等)中造就了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并使这些驯顺的个体彻底成为权力的附庸者和支持者。福柯正是根据边缘空间中疯人、病人、罪人、学生形成和处置的历史来揭示现代性之排他性压迫的内在本质，即现代性的权力规训试图让全世界都臣服于同一个普遍真理，迫使所有异质空间都被纳入到一个普遍的规范模式的权力意志之下。在这种空间政治的权力构型下，边缘完全被漠视，它的价值得不到真正的承认。 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艾利斯·M.杨(Iris M.Young)在福柯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于“边缘化压迫”问题的探讨。杨全面型构了“压迫的五副面孔”，分别是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与暴力。其中，边缘化压迫在美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资本剥削所带来的压迫，成为最具危险性的压迫形式[3]53。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虽然宣称人人自由平等，但是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贫民、妇女、儿童、疯人、少数民族等生活在边缘空间中的群体完全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生活、就业没有任何的保障，机会平等的准则、福利救援的体制在这里就成了一派讽刺意味十足的谎言。不仅如此，边缘化压迫的危险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层面。杨指出这种精神压迫才是边缘化压迫中最危险的后果。被权力中心漠视和不承认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内化至边缘群体的内心之中，这使得边缘群体在中心构图的压抑下自发产生一种卑贱意识，进而带来恶性循环，使自己自轻自贱，最终沦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贱民”。对此，不禁令人联想起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19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贱民可以说话吗？”[4]而今，当我们置身于中心地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展开权力殖民的语境之下，斯皮瓦克的这个命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贱民”，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重要命题，用以描绘市民社会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的断裂过程中，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卑贱意识向贱民的现实转化的结果。黑格尔明确指出，贱民出现在市民社会中。在这里，伦理存在和人的精神形态要实现精神的现实化，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与财富这两种世俗形态的中介才能达到。由此，人与伦理存在的原初的同一性关系转化成两种自我意识，即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的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意识”[5]51。于是，贫富分化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贫民向贱民的转化不仅是贫富不均的物质过程，更是一种精神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情绪和态度，即对财富和权力的反抗与对立。“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的内心反抗。”[6]244如果这种“内心反抗”最终能促成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意识和革命倾向，那么还具有一种积极的改变世界的效应。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当这种在权力规训的殖民机制下，贱民(边缘人)反抗彻底无望之后，这种“贱”继续蜕变，孳生一种人格和行为的“贱”。“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人也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而像那不勒斯的游民那样。这样，在贱民中就产生一种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利。”[6]244－245由此，对于贱民的压迫便异化成为一种恶习乃至人格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