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少年写手为哪般 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大变迁背景下，二亿多“80后”成长起来，正活跃在人生的、社会的舞台上。这个群体中的“80后”作家则显得分外突出。在1999年，“80后”群体中最大的也才19岁，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少年写手却已登台并逐渐进入文学场。他们的言语、思想、行为、价值观等与以往几代人殊异。其经历、作品以及生存状态，映射出这个变迁的时代和多元社会的一缕多彩多姿的折光。这些少年写手们写书、出版或发表其作品、被贴上“80后”作家的标签；同时，其作品热销，拥有不少同龄人书迷，这是当时清淡的文学市场的反常现象。“80后”作家热持续升温，已经被公认成为一个现象。社会舆论也开始对这代显得早熟的群体投以关注的目光①，事实上，“80后”作家的登台，是“80后”整个一代人引起争议的起点，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一代人的热议。 那么，是文学场和权力场的什么变化，使得这个群体在人生的少年阶段就得以著书立言？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本文试图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80后”作家的登场。 二、关键概念：场与文学场 布迪厄(Bourdieu)把场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1]并强调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起笼统的“社会环境”、“社会基础”来，场域分析更加清晰。他把社会分成权力场、经济场、文化场等。其中权力场是支配性的场，在考察文化场等场时都要考察它和权力场的关系。场是由一个个位置空间组成，由于场“结构的形式……尤其是……彼此冲突的各种各样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性”，[2]场内斗争不断。 分析一个场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为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第二个步骤是描绘行动者或体制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体制是为了争夺在这个场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个步骤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或性情系统，而性情系统是通过内化社会和经济的条件而获得的。[3]每一个场中，占主要地位的资本是不一样的。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等。每一个行动者手中的资本组成的数量和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社会轨迹和性情(惯习)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4]决定了行动者在场中的位置，决定了行动者在场的游戏中的胜率。人们怎样进入一个场呢？布迪厄认为，一旦他们占有了有关特性的某个明确的结构，就可以合法地进入一个场。而场的结构是由在场内活跃的资本的特殊形式的分布结构来定义的。[5] 对于文学场，布迪厄认为应该用互文性的方式考察作品空间和生产者、制度(生产、评论、出版社)的空间之间存在严密的一致性、同源性。研究者需要解释的如：风格(存在于风格中的秩序，作品发表的场合，作品得到承认的表现、风格持续时间等等)、在主题的空间、传统的空间、表达模式的空间中的占位。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作家？作家作为社会行动者，他们进入一个场是凭借着占有某一特性的结构。作为资本的承受者，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一是积极地把自己引向对资本分布的维护，二是颠覆这种分布。[6]作家的惯习、他所采取的美学立场，以及他在创作空间的客观关系、同其他作家竞争的客观关系，造就了作家，使他们成熟。作家必须对艺术场的将来的发展、一切他所要做的事情有一种“历史感觉”，这种感觉使得他们能够参与游戏，被游戏接纳并达到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境界。为了站稳脚跟，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必须采取某种立场，同样，他们的作品也体现了艺术场的规则。 从下文可以看到，正是文学场的内在法则，以及文学场和其他场，特别是和政治场和经济场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导致了“80后”作家们在人生的较早阶段就有机会加入了文学场。具体说来，是政治场对文学场控制的松动使得文学场获得部分自主，而政治场对文学场财政支持的部分撤离又导致纯文学生产场各方面都倾向于按照经济场的规则来运作。因此，“80后”的符号作为一个挽救一本期刊命运的稻草，作为各出版社，特别是文艺出版社按照文化工业规律来运作畅销书的选题，得到推广。而对于九十年代后期的少年文学爱好者们来说，他们尚未有任何资本，但拥有在他们人生早期培养起来的殊异的惯习。文学场和诸场的关系、他们的惯习与文学场的处境的切合程度，对他们能否上场、何时上场有结构性的作用。 三、文学场的演变与新入场的文学生产者 (一)期刊现状与《萌芽》的自救行动 1.期刊的发展阶段 从1978年到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前，文学期刊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前后，文学期刊发展的“黄金期”。 第二阶段：1986—1993年前后是大幅度的“滑落期”。大型文学期刊备受经济大潮冲击，征订数曾突破百万的期刊的订数跌落到了10万以下。 第三阶段：1994—1999年，期刊的洗牌、改革阶段。1994年“九五计划”内，期刊计划实现阶段性转移。1998年前后提出的所谓“三年断奶”，即除了个别期刊外，在三年之内将切断中央财政拨款。面对文学期刊普遍订户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期刊面临着生死抉择。1997年3月10日，当时的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除学报、学术类期刊外，其他期刊不足1000份的予以停办。在这个生死令下，一些文学期刊不得不停办，②还有许多在生死线上挣扎。面对这种局势，文学期刊纷纷改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更名和申报更名(1999年才以新刊名出刊)的刊物就至少有154种。[7]绝大多数文学期刊在办刊宗旨、办刊模式、读者定位等方面都作了调整。许多在靠财政拨款、发行销售额外，依靠广告收入和寻求与企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