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张之洞与经学家廖平的师生交往，是晚清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张之洞拔识和表彰廖平，使廖平走上了学术康庄大道，并终生一直关心和帮助廖平的学术发展。廖平感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终身以张之洞为恩师，学问虽独立自主，然而虚心受教，中晚期建基于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张而发展出自成规模的孔经哲学体系。师徒感情笃深，学术上保持互动，在学术史上不啻晚清新经学转型的风云际会。晚清民初经学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传统文化面临存续危机之际的应世转型，在张之洞和廖平师徒的努力下，发展出一条踏实纯正、意义重大的新经学转型道路。我们从尊经书院时期、廖平早期经学时期和张之洞《劝学篇》面世之后时期等三个阶段考察张廖师生学术交往与新经学建构历程，可以洞明张廖新经学转型的学术内涵、时代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一、尊经书院时期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幼承庭训，四岁发蒙，师从父亲张瑛礼聘的多位名儒，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习作诗文，十二岁开始研习小学、古文经学、史学、经济之学，问业乃父挚友胡林翼。“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诫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①其奉行古文学和经世实学之根基立焉。 张之洞同治六年(1867)开始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旋即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在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其中就有后来历任陕西、两广总督的陶模，外交家袁昶、许景澄和朴学殿军孙诒让等，浙人引以为幸；在湖北，立施政之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撰试院楹贴云：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强调修己之学。又革新科举考试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考察，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劝勉诸生，奔波各地主持考试②。其辛勤学政，深得士心，曾国藩赞曰：“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③张之洞还与当时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办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又编科试时文《江汉炳灵集》五集，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张之洞序云：“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④同治九年任满返京，度过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以识见和文才获得慈禧赏识和同治帝加赏侍读衔。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是年底简放四川学政，次年识拔廖平，开建尊经书院，至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任满离蜀，计三年半时间，可谓之张廖师生交往之尊经书院时期。 廖平(1852～1932)七岁初读于盐井湾万寿宫，从学向春廷。其后师从胡龙田、曾志春(理学)、廖荣(中医)、何钦培等学，十四岁始从钟灵及其弟岳轮读，不能强记，然善悟解。二十一岁始授徒于盐井湾三圣宫。井研乡贤先辈皆顿纪饬行，喜读宋人书，廖平亦笃好宋五子书及唐宋八家文。同治十三年(1874)，廖平与同学杨桢授徒于舞凤山。是年以《子为大夫》文为张之洞拔置为秀才第一名。“二月，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初院试题为《子为大夫》。先生文破题为三句，已为阅卷者所弃。学政张之洞检落卷，见其破题异之。因细加披阅，拔置第一。以后张于先生更屡加拔识，故先生对张之感独深。”⑤此后张之洞在不同场合大力表彰廖平。廖平家贫而好学，已有两次乡试不第，张之洞拔识对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廖平从此在张之洞影响下步入学术正途。此时的知遇之恩和后来的教导关切确立了张廖深厚的师生情谊。 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成，张之洞议定章程，择廖平在内之诸生百人肄业其中。张之洞离任前所撰《创建尊经书院记》详述书院创建缘起及书院宗旨十八条。首明本义“操约而施博”：“(此举)然则何为？曰为读书。读书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旧矣，汉之郭(即犍为文学)、张、马、扬，经之宗也。宋之二王(当、偁)、二李(焘、心传)、史、范，史之良也。其余唐之陈、李，宋之五苏、范、虞，元之虞，明之杨，气节、经济、文章之渊薮也。方今圣上敦崇经学，祀汉太尉南阁祭酒许公于学宫，试卷经策空疏者磨勘有罚。使者奉宣德意，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于是乎议立书院，分府拔尤，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购书，分业程课。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⑥要之，尊经书院本义乃培养读书种子、兴起蜀才蜀学。“务本第四”以为通经为学之根柢，小学为通经之根柢：“圣贤通天下事理，言之谓之本，学人因谓之根柢。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若夫约而求之，治《说文》者，知六书义例之区分、篆隶递变之次第、经传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韵之异同，足以治经矣。治经学者，知训诂之本义、群经之要指、经师授受之源流、儒先传注异同长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群籍矣。即此数要，先正老师，其说已备，其书俱存。”⑦又在“息争第九”中认为不可有门户之见：“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⑧认为“汉学师法，止于实事求是，宋学准绳，止于严辨义利”⑨，还有经济、词章以下一切学术，都不可偏废。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著《輶轩语》、《书目答问》两书，“开发初学，论卑易行，如能信而择用之，虽暂无师必有所得矣”⑩，蜀地当时只读时文之风气为之一变。张之洞此外还勉力支持书院发展。“院中为飨堂，祀蜀中先师经师。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俸置四部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时以暇日莅院，为诸生解说。”(11)张之洞光绪二年底去任时，行至绵竹致书新任学使谭叔裕嘱其监学：“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通省佳士……大率心赏者尽在书院。”(12)后又去信补充表彰蜀才，请善加培育，其中将廖平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等号“蜀中五少年”。“以上五人，皆时文、诗赋兼工，皆在书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讲根柢者，实难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尚有志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质好学而皆少年、皆有志古学者，实蜀士一时之秀。洞令其结一课互相砥砺，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执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观。”(13)其中第二位廖平列杨锐之后：“廖登庭，井研学生。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于经学、小学极能揅索，一说即解，实为仅见，他日必有成就。”(14)张之洞为尊经书院所立之教和拔识人才之盛，对近代蜀学兴起居功至伟，也为廖平之学术奠定坚实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