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俗尚鬼神”，自古以来载诸典籍，昭彰于世，而“吴盖尤甚焉”①，巫觋因此享有一个十分有利的生存环境。这一环境至近代逐渐发生了变化，但巫风依旧：“江浙风俗，人多信巫。凡有疾病之家，不先求医觅药，必延巫者视之”②，而“乡间之信奉师巫者尤多”。③晚清咸丰年间在苏沪交界处的紫隄村，业巫者“率多妇女”④；清末上海县为巫者大体“以妇女为多”⑤；民国时浙江德清“女巫最烈”⑥，信奉女巫者亦以女性居多。嘉定乡民凡遇疾病，喜召巫觋，“妇女信者尤夥。巫则假托亡灵……邑中女巫居多，男觋甚少。”⑦江南巫术与乡村女性的这种紧密联系，为我们观察村妇的日常生活开启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历史上的女巫，以其分布地域之广、延续时间之长、角色之异端、行迹之诡秘、渗入生活之深、社会影响之微妙，早已引起许多学科，特别是人类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⑧，同时也进入了史学视野。⑨既往研究成果所提供的案例及其相应的考察方法，有助于我们在近代社会史视野中认识江南乡村女巫的独特性。 与中外历史上的众多女巫相比，近代江南乡村女巫相对简单：她们的名号说起来不少⑩，但大多不过是这个特殊行当的兼业者(11)；她们的行为看起来很活跃，其实不过是村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就是村妇们的信仰生活。只是这样的信仰生活太过传统而又颇为特殊，在近代文明世界里时常引起议论而多被否定，虽不断遭到政权的取缔又屡禁不止。如果仅就历届政府对巫觋的基本态度而言，近代江南巫觋的境遇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近代中国不少地方的巫觋一直在“有干例禁”的情势下存在着。(12)然而，在上海、宁波、杭州、苏州等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影响下，江南地区的政权—知识精英的近代意识更加浓厚(13)，对于乡村女巫的传统身份自然格外关注，乡村女巫因此而有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境遇。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从一个侧面生动呈现了村妇生活的日常逻辑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一、备受民众崇奉的女巫 近代江南女巫的境遇从村妇们的积极崇奉中可见一斑。据《法华乡志》编纂者考察，明朝时里中女巫就串门穿户，行动活跃，至民国随着“民智渐开”，巫风似“稍戢”，但实际的变化则非常有限，里人依然“有疾病，延女巫”。(14) 女巫以仪式吸引乡人，其关键环节是灵魂附体。据记载，民国时在江南镇乡之间，“扬州人操这种职业的不少”，“有的提着雨伞包袱，高叫捉牙虫，但实际主要的副业，到是替人家关亡，就是替人家召请死去了的亡魂”，女巫一出场，一些好奇的“老太婆和女人们围了起来，请她作法，她于是一本正经的烧香化黄表纸，长锭，请鬼神，口中念念有词。不久，眼睛一翻，腹中一阵怪响，他就和失去了知觉的疯子一般，带着拖得很长而带哭的声音唤叫起来了。”(15)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蒋村，“当巫婆的多半是远地来的女人。被召的鬼魂来时，巫婆的耳朵就会连续抽搐三次。普通人是不能控制耳朵的肌肉的，巫婆的耳朵能够自己动，使得大家相信它的确有鬼神附体。她说话时，压着喉咙像猫叫。”(16)这让人们觉得，女巫的身体似乎有着常人弗具的特异功能。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称，这是世界各地巫觋的共性，女巫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是一种不可名状但使其“巫术效果得以显验的力量的展示”：在很多社会中，“这种状态是被巫师制造并在仪典过程中以更猛烈的力量表达出来的。它们经常伴随着紧张的出神、歇斯底里的尖叫，乃至于全身僵硬般的惊厥。巫师常常自然而然地被诱引而陷入一种迷乱状态，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伪装。在这个时候，他常常相信他已经被带离了这个世界，观看者似乎也是这样认为。”(17) 由此，女巫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即所谓“灵力”。(18)透过其中的诡秘，莫斯发现了其背后的力量支撑：巫师“之所以掌握了巫术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的个体特异性，而是因为社会对待他们以及他们这类人的态度”。(19)换言之，村妇们对女巫寄予厚望，指望从女巫那里得到“不足为外人道”的信息。由此进入巫仪中的另一重要环节：口头仪式。女巫“至病者家，托为其亡灵之言”(20)，所托亡灵非神即鬼。家有病患，急求禳解的村妇希望从“亡灵之言”中知道病由。例如，19世纪80年代在苏州乡间，业巫者“家供一神，不知其为谁氏，大抵即‘樟柳神’耳。凡遇人请之，必焚香拜于神前，而后出至病家，设香烛如式，略诘病由，或启视病者，端坐半晌，呵欠涕泪交作，即神至矣。嬉笑怒骂之声，历历如绘，所言皆病者触犯不祥，有鬼作祟等状……又一法即所谓‘关亡’也。巫至病家，辄关病者之父母等人。至其声出自胸膈间，听之不详，忽歌忽哭，诸态并作。信者以为所言逼肖亡人口吻，并有生前未竞之事，旁人不知者。与其亲属问答，一一符合，然实则自相揣度，亦并未字句清楚也。”(21) 前者“看香头”，所托为“樟柳神”；后者“关亡”，所托为父母亡灵，自然为鬼。女巫“能视香烟所起，知某人为某鬼所祟”，指为病由，同时示以禳解之法：“或贿，或祭，或超度”，“大抵多费冥镪、作道场而已，绝不闻劝病家延某医、服某方者”。(22)如此种种，“病家深信不疑”。(23) 丧家则常常期望通过“亡灵之言”了解亲人在另一世界的情状。民国末年江南乡间的一个场景具体呈现了这一过程。一个女巫喃喃作腔：“哎呀！那里来了一个瘦长男人呀！头戴小瓜皮帽，身穿蓝长袍子呀！手上拿了一把折扇呀！”“那是你的家公呀！他两眼望着，可是你们看不见他。”“他说他远在阴曹地府，好不凄凉呀！”围着的男男女女一听，有的眼睛早就红了。一个穿青衣裳的妇人哭唤着说：“你问问他，可看见阿大吗？在阴间里要些什么东西？缺乏什么？”于是那个看香头的女人嘴唇和全身越发抖得起劲，白眼珠子直向上翻着，腹内更一阵怪响，声音也叫得特别大起来。“嘿，你两三年不化点纸钱给我用，我苦是苦透了呀！阿三在尖刀山活受罪，真正可怜。你该化点钱做点心缘替他超度超度才好。啊！你在家要好好做人家呀，我一阵阵流眼泪，向你们招手，可是你们看不见我，可怜的阿三娘呵！我要去了。烧点钱给我用啊！”孤寡的女人衋然哭倒，旁边的女人好劝歹劝，女巫“又是一阵发抖后，打几个啊欠醒转来了。旁边的人都瞪着大眼奇异的望着她。”(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