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六朝古都南京。随后，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之后的头两年，太平天国的政局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终形成了基本固定的权力格局。其后，不到两年，这种权力格局就导致了天京事变。因此，定都之后头两年即癸丑年和甲寅年(在天历中为癸好年和甲寅年，简称“癸甲”)的太平天国政局演变，对太平天国前期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对此问题，地主阶级文人的各类记载显得扑朔迷离，而学界又迄未有专题成果进行深入的揭示和解剖。笔者不揣谫陋，以东王杨秀清为中心，对太平天国癸甲政局演变的基本轨迹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在“号衣”、“腰牌”、“宫室”、“服饰”、“仪卫舆马”、“诏旨”、“告示”以及老兵地位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①。总体说来，定都之后的最大变化是太平天国政制的变化，即职官有了“内外之分”，或“分朝内、军中、守土为三途”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张德坚分析说：“初贼所破州县，皆掳其财物，残其人民而去，未尝设官据守。自窃占江宁，分兵攻陷各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伪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皆受命于伪朝，为守土官。”③在政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太平天国政局的变动值得关注。政局的变动往往伴随着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或内部权力的斗争。笔者通过研究太平天国的文书机构发现，在定都天京以后的癸好(1853年)、甲寅(1854年)两年中，一些文书机构的服务对象发生着从天王到东王的转移。这就表明太平天国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 但是，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在记载太平军进攻南京城及定都天京的情形时说：“时贼中凡攻战、守御、黜陟、调遣诸伪政，悉出自伪东王杨秀清。”④张晓秋《粤匪纪略》在介绍洪秀全时说“贼务皆杨秀清主之，秀全受成而已”，在介绍杨秀清时又说“贼务巨细皆专之”，而在介绍韦昌辉时则言其“尊惮杨逆惟谨，无他能也”⑤。该书记太平天国事至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夏止，张晓秋可能是太平天国重要人物衙署的书手，所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多是内幕。因此，他所说杨秀清“专”、“主”“贼务”，洪秀全只是“受成”，而韦昌辉“尊惮”杨秀清“惟谨”，应是对太平天国在乙卯年夏之前权力格局的基本反映。从李圭和张晓秋的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从其攻城始至乙卯年夏止一直都没有变化，其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 然而，笔者通过仔细阅读太平天国史的相关文献认为，军政大权集中于东王的权力格局是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后在癸丑、甲寅两年期间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初期的权力格局并非如此，这样的结果是东王杨秀清不断地运用其所掌握的权力资源通过权谋争取来的。对此，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藉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⑥太平天国甲寅年正月杨秀清即借天父之口，说自己“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⑦。由此看来，杨秀清所掌握的权力资源就是代天父传言，而其所争取的权力就是“兵机政要”的决策权。“兵机”(或“军务”、“军事”)和“政要”(或“政事”)构成了“贼务”的主要内容，或“众权”的核心内容。 李圭所记为太平军攻城时的权力格局，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权力相对集中到东王身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太平军攻克南京以后，奠都天京初期的权力格局是有变化的，总体而言，天王是不管事的，东王主政事，而北王主军事。当时太平天国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早期所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他们各主其事。 关于虚君制，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则说：“至洪秀全自入城后，即督署为巢穴，入焉，加砌高墙，从未一出令人窥见面貌，故从前曾有讹传洪逆本系木偶，并无其人。然该逆在内，或数日出一伪诏，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大概杨逆之恶更甚于洪，在逆等以伪称为天王，宜享天福，是事皆不过问，权柄应诿于军师便宜行事，殊不知洪实杨之傀儡也。”⑧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张德坚《贼情汇纂》中亦有类似的记载⑨。这些记载说明，奠都天京以后的一段时间，洪秀全似乎并不过问世俗的事务。 关于东王主政事，《李秀成自述》中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初期的情况说：“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孥，不准担挑。妇女亦同。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东王令严，军民畏。”⑩ 关于北王主军事，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初入城，军事由北贼”，这种情况由当时的望楼系统及其运行可资证明。张汝南介绍北王韦昌辉说：“其居前建望楼，高四五丈，顶为平台，竖旗鸣角即于其上，如某门有兵来，由其门望楼竖方色旗递传至此楼，由此遍传合城，则凡所谓朝官典官悉率馆人来会听令……或派若干人赴某门接战，余或回馆，或在某门左右暂驻听后令。”(11)初期望楼运行使用的是四色旗信号制度，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载说：“又贼匪初起望楼时，各楼遍贴伪示云：如遇东方兵来，则于楼上麾青旗，南方兵来麾红旗，西方兵来麾白旗，北方兵来麾乌旗，即黑旗；如须城内之兵出城帮同拒敌则麾黄旗。如城外大兵攻急则于旗尾加拖乌布数尺。又于楼上吹螺击鼓，由城外传至城头，由城头串至城内各街巷，以至伪北王红更楼处。伪北王处如须调北门外之兵添赴东门帮同拒敌，则于红更楼上麾黑旗；如调南门之兵赴东门，则麾红旗。其余类推。”(12)不难看出，整个军事指挥系统是以北王为中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