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中廓宗属关系之确立为此后双方交往提供了前提，其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廓宗属关系。但与乾隆时期相比，其后四朝维系该关系时因袭处多，创新处少。不仅如此，随着清朝实力削弱，直接导致其应对中廓交涉时捉襟见肘，因应无力。此等行为不仅导致嘉庆、道光时期清朝对廓尔喀王国求援活动置之不理，而且导致了廓尔喀利用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起义扰乱西藏，迫使清朝签订和约。进入同治时期，在清朝怀柔政策影响下，廓尔喀继续同清朝维系传统关系，而清朝则企图用此烘托天朝权威、支撑即将崩溃的宗属体制，亦在于怀柔廓尔喀，防其生事。嘉庆至同治时期中廓关系呈现相同特点：清朝实力削弱后，宗主国并不能彰显“一统天下”角色；相反却遭受欺凌，只能用传统政策对属国进行怀柔。此等史实亦揭示了清代宗属体制严重弊端，其运作状况始终以王朝盛衰为转移，清晰彰显了该体制内宣传与实际运作状况间的明显背离。 针对清代中廓关系，此前研究多集中于乾隆朝廓尔喀两次侵藏战争和中廓宗属关系确立等方面，①而对嘉庆朝及以后的中廓关系较少关注。据寡薄所见，目前仅有《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晚清尼泊尔五年进贡使团研究(1852—1906)》两论文涉及晚清中廓关系，②但亦主要关注晚清廓尔喀驻藏外交机构和晚清廓尔喀五年进贡使团活动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对嘉庆至同治时期中廓关系做一梳理，抛砖引玉。 一、嘉庆朝中廓关系 嘉庆时期中廓宗属关系在乾隆时期基础上继续发展，廓尔喀对清朝例贡及其他表贡仍在进行。如嘉庆元年(1796)，廓尔喀请求遣使进京，并将嘉庆二年(1797)正贡合二为一，一同呈进。清朝同意了廓尔喀的请求。③嘉庆七年(1802)、十二年(1807)、十七年(1812)、二十二年(1817)、二十七年(1822)廓尔喀正贡之年，廓尔喀是否遣使进贡，中方史料并未提及。另外，此时期除了正贡外的其他表贡活动亦有发生。如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川督转奏驻藏大臣奏折称：廓尔喀准备表贡，表贡理由为“欣闻内地军务大功告竣，敬备叩贺天禧表文及呈进贡物”。由于不是正贡，驻藏大臣与川督均未允许进贡人员前往京师，只将贡物表文护送京师，并准备将清朝赏赐物品带回西藏，转由驻藏大臣赐给廓尔喀。④嘉庆二十五年(1820)廓尔喀探知嘉庆皇帝驾崩，特向驻藏大臣进呈表文，表示哀悼，⑤驻藏大臣亦将此奏报清朝廷。 第二次中廓战争期间英国虽表面维持了中立，实际上对东亚和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并未停止。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大，加速了对中国、廓尔喀的入侵。嘉庆六年(1801)，英国特派使节驻廓尔喀都城，但遭到廓尔喀反对。该驻使于1802年撤出，此后英属印度与廓尔喀之间争纷不断。嘉庆十九年(1814)，英属印度又以廓尔喀屡次侵扰为口实，大举进攻廓尔喀，攻占珈蓝伽城，虽遭廓尔喀顽强抵抗，但英国最终败廓尔喀人于加里河外。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属印度复攻陷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与廓尔喀订城下之盟，廓尔喀丧地无数，英国得以在廓尔喀都城派驻使节。⑥ 面对英属印度不断侵犯廓尔喀，清朝未能做出有效应对，仍以天朝上国怀柔万国姿态处理这些重大事件，故对英人入侵廓尔喀及廓尔喀的求援活动，仍执“蛮触相争，不闻不问”政策。⑦与天朝上国运行机制迟钝相比，此时期的廓尔喀却反应灵敏，当遭英属殖民势力进攻时，马上向清朝呈报，要求清朝帮助驱逐英人。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十八日，驻藏大臣喜明等接廓尔喀来信，廓尔喀在信中不仅向清朝汇报了英廓冲突，更希望得到清朝在钱粮方面的支持。⑧廓尔喀如此要求，一方面是基于宗主国对属国应尽保护义务的传统宗属体制理念，另一方面也在于以此体现属国履行保护宗主国藩篱不受侵犯之义务，即廓尔喀称其要保护西藏免遭英国染指，在廓尔喀写给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的信中均对此做了重点强调。如写给驻藏大臣的信中就特别强调了披楞(英属印度)“无故探听道路，欲侵扰唐古特地方”一事：“披楞之人偷探唐古特路径，在尼曾达拉登十五处屯扎”，廓尔喀“若抵挡不住，必往唐古特闹事”。又如在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则更为明确表示：“倘若将廓尔喀占去，披楞仗势必来侵占唐古特，此话必有一定的……今将廓尔喀地方保守得住，唐古特方才清吉。若披楞大兵前来，如无钱粮给兵，怎能与他打仗抵敌。若没了廓尔喀，唐古特也难以保守。”在给班禅的信中也重点强调了此点。⑨ 针对廓尔喀的请求，驻藏大臣喜明在回信中强调了三点：其一，披楞与唐古特并无仇隙，探路之说难以相信。其二，如果披楞方面果有侵扰唐古特图谋，作为属国的廓尔喀理应发挥藩篱作用，保护西藏。其三，拒绝了廓尔喀要求钱粮援助的请求：“尔王求本大臣等奏恳赏给金银各物件等语，大皇帝抚育万国，一视同仁，从未有耗费中国金银赏助外夷之理。”⑩驻藏大臣的答复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认可，因为在他看来，披楞与廓尔喀争斗，只不过是夷狄之间的“争界”。同时，嘉庆皇帝进一步指示喜明，如廓尔喀再次派人赍表来藏，仍当驳回，谕以“尔国与披楞此时尚未释争，所进表文，不便转奏。大皇帝抚育万国，一视同仁，从无偏助一国之事。设此时披楞造作言词来天朝赴诉，岂肯即偏助披楞，加兵尔国乎？”(11)清朝做出的唯一积极反应是在中廓边界加强防御，“如廓尔喀人等果有阑入边界之事，则当示以兵威，痛加剿杀，俾知震慑，以固边圉”。(12) 清朝所为体现出实力不足状况下的有限因应，但这一做法却又与其仍想维持传统的宗属体制相冲突，尤其与该体制所应包括的逻辑法理背离。当驻藏大臣秉承皇帝旨意回复廓尔喀后，廓尔喀在回信中称：若果清朝对廓、英冲突不予过问，那么廓尔喀遭挫败后，就不能继续进贡天朝，只能投诚披楞，向披楞进贡。但清朝却不能容忍廓尔喀如此做法，清朝皇帝在给驻藏大臣的指令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非常荒谬的要求，即指示驻藏大臣给廓尔喀回信，声称廓尔喀“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竟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倘至期不来，即当奏闻大皇帝发兵进剿，彼时尔国追悔何及”。(13)如此要求真实暴露了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宗属体制内习常做法：对属国是否遭他国家兼并，当宗主国实力受限时多不关注，其过问的主要是属国是否按期向宗主国进贡以表达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