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裂中重新嵌入:农村共青团的空间政治与底层生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献忠,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资料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后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重构正在为共青团发育出新的作为空间。本文以秦巴山区CH县的若干乡镇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农村共青团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生存空间、权力运行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一些深度分析,探索原有的团青政治链条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何以断裂,又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重新接续,从而论述政治回归社会的基本逻辑。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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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领域有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村民自治、基层党建、农民流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留守儿童等等,农村共青团的研究似乎被边缘化了,甚至于说从来就没有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中国共青团作为一个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青年群众组织,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相当明显。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年的大量流动,很多村子里只剩下“993861部队”,农村基层组织已成为共青团系统最为薄弱的阵地。同时,很多乡镇正在规划工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一些产业聚集,吸引周边农村青年就业以及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农村镇区在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正在发育出共青团新的作为空间。从底层生态和空间政治的角度研究这样一问题,探索原有的农村青年政治链条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何以断裂,又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重新接续,从而论述政治回归社会的基本逻辑,是本文的主旨。本研究以秦巴山区CH县的若干乡镇为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农村共青团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生存空间、权力运行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CH县北依秦岭南麓,南屏巴山北坡,中纳汉江平川,总面积2265平方公里,辖18镇、392个行政村、17个社区,户籍总人口53.6万,其中农业人口44.05万人,非农业人口9.55万人。14-35岁青年为20.8万,占总人口的38.8%,比全国比例高出近6个百分点。由于西部地区的农村正处于发展的“爬坡”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偏低,属于比较典型的经济后发地区。2012年CH县财政总收入完成3.3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5亿元,而东部地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在100亿元左右,中部地区在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7309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600元。

       一、从“藕断丝连”到“偶断实连”:市场导向中农村团青联结链条

       众所周知,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一直是国家社会最基础的单元之一。在封建帝国时代,国家权力一直没有对农村社会进行过直接的强力控制。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开始渗入农村基层。1927-1949年,中共在局部执政的农村根据地内,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村政权。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社会进行新的改造和重新组织,改变了帝国时代“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通过社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这样的生产组织,党、团这样的政治组织,嵌入千家万户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把农村资源牢牢地掌控在国家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挂帅”时代的党、团组织都处于社会的制高点,主导着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流向。由于土地对人身的紧密绑定,农村产业的相对单一,资源有限又相对集中,处于社队网格组织中的农村个体,不得不对农村中的政治组织敬畏有加。共青团组织是随着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渗透而得到迅速扩张,团的基层组织在农村青年群体中有很强的公信力和动员能力,从开办识字班、学习英模到组织青年突击队、开展增产节约,常常出现“一呼百应”的生动局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队体制的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原有的政治格局受到颠覆性冲击,村党支部一年到头也很难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议,妇代会主任(有些地方称为妇女主任)演变为单纯的计划生育工作,民兵营(连)长已经不复存在,团支部的空间也被严重压缩和挤占。比较活跃的就是村委会——这是村民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农村共青团的政治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受乡镇治理结构和村民自治的影响,原有的基层团组织的功能出现较为严重的弱化。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地方经济,推动民生改善,维持社会稳定。共青团工作基本上是群众工作,侧重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又是补政府之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配角地位。另一方面,农村团员青年追逐利益最大化,流动性日益增强,政治意识日益淡化,价值理念日趋多元,一些团员游离于组织之外,很多村团支部成了“空壳”。Y镇副镇长兼团镇委书记赵某介绍:“很多农村青年认为,当今社会谁挣钱多谁本事大,团不团的又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任何生计问题。很多人初中毕业就一门心思外出挣钱去了,一些青年读到高中也觉得就是考上一般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不如及早打工”(ZT20130516,访谈记录)。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共青团这一政治性组织联结青年群体的主要纽带是意识形态。当然,团组织也有若干可供支配的利益资源。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青年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利益关系成为人与人、组织与人相互联结的重要渠道。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要适应这一转变,角色定位需要在社会结构变迁中重新探究,职能发挥需要在底层关系网络中重新磨合。尽管多年来共青团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但农村基层组织薄弱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有些阵地还在萎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青团工作没有做到农村青年最迫切的需求上,或者说,在为农村青年提供服务方面效果不那么明显。

       农村到底还需不需要共青团?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们走访了县、乡镇、村各级负责人和部分青年。调查发现,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基层没有共青团,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中共CH县委刘某谈道:“从宏观意义上讲,农村基层共青团很重要,究竟能给普通青年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帮助?不能总是搞活动,要提高策划能力”(XD20130520,访谈记录)。S镇农村青年王某说道:“让我参加团支部,有什么好处呢?没人跟你玩,团支部建起来也是空架子,没有实质内容,还不如不建”(ZQ20130512,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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