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10－0105－07 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微小叙事、新媒介、城市话语在青年亚文化中得以统合，并迸发出视觉建构的强大力量。当代青年以日常生活叙事为内容、以新媒介为手段、以城市为空间载体，利用另类符号使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的亚文化特性解构消费者、服务者、普通人的现实形象，询唤着超现实、去政治化、自我主体化的视觉形象。时尚表现者作为当代青年着力建构的当代视觉形象，充分诠释了作为符号的时尚元素被其赋予意义的过程；作为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也积极地争夺文本编码权。在后亚文化中，当代青年与商品和媒介合谋、“相互剥削”：商品为他们提供娱乐、消费和表演的实在意义，并与媒介一道成为“符号资源”供其创造性地生产自我主体性及其物化体现——新媒介文本。新媒介文本对现实文本的观照与对传统大众媒介的邀约，创设了值得深思的视觉文本场域。 一、视觉文本场域的逻辑 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视觉文本场域意指视觉文本形态，即现实文本、新媒介文本、舆论文本之间意义生产与增值过程或关系的一组网络或构型。在这个场域中，文本生产者与阅读者、意义制造者与意义消费者、符号资本占有者与符号资本附属者因其地位的对抗性向合谋性的连续性递变，导致文本及其意义的生产与创造逐渐由单向度的霸权/对抗的关系转向共谋与相互剥削。实现这种转变的内生机制，在于视觉文本间发生的转换允许生产者/符号资本占有者与消费者/符号资本附属者身份产生互转，由此推动能指与所指的固有关系被颠覆。能指与所指之间发生断裂和错位接合，使得视觉文本形态间的转换制造出新的意义，并在新的语境中实现意义增值。菲斯克对此的判断是“打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断裂，因为它瓦解了符号，而符号就是文化，所指是它的含义……”①。实际上不仅是通过所指创造意义，文本形态之间的转换也创造意义，只不过是在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语境中生产、增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视觉文本场域充满着张力，从对所指/文化意义的对抗到对能指/自然的转移，再到所指的重构，时尚的符号指涉在当代青年中逐渐依靠文本的转换而形成快乐原则。 在媒介社会和商业消费主义时代，规避和抵制在青年与媒介和商品的合谋中让位于相互剥削、彼此利用，这种合谋关系让时尚的视觉文本及其形态转换脱离抵抗话语而进入到意义生产主体性话语中，意义增值也在其间发生。在这里，视觉文本转换承载着时尚的能指/所指的断裂与错位接合，意义的生产与增值冲动得到释放。与大众文化观点不同的是，后亚文化认为青年人在媒介消费和商业消费文化中并非是愚昧的、消极的，而是积极地“盗用”市场中获取的媒介产品和商业制品，以规避或抵制支配性权力统治体系的方式重新语境化进而转换其意义。在保罗·威利斯看来，青年人的商品消费行为和媒介使用都是积极的符号创造实践，意义生产逻辑就是其消费方式体现了“关于认同、空间、文化形式的自我创造，拥有自我的文化授权”②。这种文化授权行为充分赋权于青年人去“盗用”、重释媒介文本意义，从而使得其消费实践拥有创造力和识别力。在这里，媒介资源和商品资源不仅是单纯的剥削资本，还被当代青年用来生产主体性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被抽取了曾附着于其上的所指含义并被置换出的全新意指。基于此，视觉文本场域的逻辑既不是“限定的生产场域”的“是非”逻辑，也非“大规模的生产场域”的“敌友”逻辑，而是能指和所指的“断裂”逻辑与当代语境中的“合谋”逻辑。这种逻辑充分赋权于年轻人去解构附着于时尚上的固化意义，而在“意义的漂浮”中用自身独特的编码与解码方式重新建构出青年亚文化的所指。 二、从现实到超现实：视觉文本的转换 约翰·菲斯克对媒介文本中“受众对媒介做了什么”的研究路径，为意义生产及其影响过程提供了符号学研究框架，更为生产者式文本及其形态转换构建了分析路径。时尚现象是当代青年主动构建的视觉文本，意在通过与媒介和商品的合谋实现对符号意义的再造。这种视觉文本呈现出不同形态并经历动态转换，形成视觉文本场域。菲斯克在分析麦当娜形象及其粉丝的自我授权行为时，用初级文本、次级文本和第三级文本来说明大众文本的构成形式。这个三级文本结构为视觉文本场域分析提供了方法论，但遗憾的是该结构较少触及文本形态间的动态转换及其社会逻辑。 1.现实文本 现实生活中的时尚现象只有进入到人们主动或者被动解读的范畴才能作为文本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文本意指等待读者去解读的，年轻人用以建构其自身、社会和信念的意义的时尚现象或行为，通常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生活片段、事件、过程等。以自发性为表征，现实文本以衣着、言行、休闲、娱乐为表征符号，通过原创性、原生态的形式悄然存在于大众的身边。因其出现伊始只存在于“新族群”式圈子里，以“内行人”所引领的流行行话和打扮为表征，时尚现象的现实文本并不为父辈文化、大众媒介、社会公众所重视。相较菲斯克的初级文本概念，即原初的文化商品，如麦当娜本人或一条牛仔裤，现实文本则更强调时尚现象为青年们提供的意义生产权的潜在性。时尚在这里体现为他们所能拥有的亚文化资本。它在萨拉·桑顿那里，则是他们“为了权力而寻求意义”③的方式——“流行的区隔”，即与其所不喜欢和不属于它的东西区分开来制造差异。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意义”依赖于对立者的差异。进一步用人类学观点观照，如果事物出现在错误的类别或不属于任何类别时，即菲斯克所谓的“异类”，这种“不在其位的事物”会搅乱文化秩序。在此，时尚符号恰恰作为“异类”来实现目的：他们凭借以时尚为表征的亚文化资本透过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来生产意义，并用“异类”或“不在其位”、跨越符号边界的现实文本来寻求意义。正是因为被禁止、属禁忌，对文化秩序造成威胁，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时尚符号才显得强大，才形成奇怪的吸引力。巴布科克对此的论断是“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通常在符号上是处于中心的”④。青年人利用这些符号来表达他们与主流文化的距离，甚至“从休闲中获得自尊”⑤。现实文本所建构的差异或对符号边界的嘲弄以“震惊”式的视觉感受呈现出来，以获得娱乐的快乐和快感。青年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导致两种话语的分离和张力：“一方面，娱乐化的诉求把政治挤压到了很小的空间里，造成了娱乐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离运作。另一方面，少谈政治的倾向又日益淡化了受众通过大众文化来参与社会公共政治的意愿和冲动”⑥。社会权力、意义生产、符号戏谑，似乎都指涉当代青年的娱乐诉求，快乐和快感成为他们的意义生产指向。例如，当代社会，经典国货即以位处艰苦奋斗的革命岁月与最新流行趋势间的“异类”符号出现。原本市场上难觅踪影的经典国货，成为当下年轻人寻求快乐、制造快感的亚文化资本。这样的亚文化资本符号是对当下商业消费主义和媒介议程设置等支配性话语的某种规避和抵制，其背后却隐含着对严肃话语、生存压力、身份危机的反讽与嘲笑。凭借其跨越时空、跨越符号边界的审美反逆，国货新时尚这一现象凸显于现实生活，被成功地制作为供人解读、与现有文化秩序存在明显差异的现实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