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研究方法的谱系分析，是对自青年文化研究产生以来研究者所提出和运用的多元、多样的方法论的研究方式的梳理和探究。这种谱系分析是历史性的文献工作，同时具有当下的意义。过往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有的方法即使被批判或颠覆，也可能成为新方法的资源和借鉴。因而，这种谱系分析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意在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乃至青年研究的方法自觉。 一、非连续性的起源图景 青年文化研究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并不具有起源的同一性。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但是嗣后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并非承之而起，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也有自身的起源，与美英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并没有承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国家的青年文化研究，都源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这也构成了不同国家青年文化研究特殊的实践性品格。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越轨青年亚文化研究，是其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帕克(Robert E.Park)等人认为，大城市是各种族、各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而“随着大城市的日益增多，机器工业带来的广泛分工，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多样化而来的运动和变革，以家庭、邻里、本地社区为代表的旧式的社会控制被破坏了，它们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1]在这个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人们又以新的方式组结成为城市生活方式。在社会解体和社会组结过程中，形成了为寻求同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的各种“道德区域”。因此，“大城市为我们研究人类，尤其是特殊的、反常的类型提供了机会。”[2]同时，为了解决由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带来的问题，产生了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家长教师协会等各种新机构。这些新机构所做的广泛的实验和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催生了芝加哥学派对越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3]。 芝加哥学派越轨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青年团伙或帮派、流浪者、职业舞女、街角青年、披头士、江湖浪子等所谓“异常行为者”。斯拉舍的研究发现，男孩们在团伙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体验，而最终习惯于生活在这个充满想象与浪漫的世界之中。克里西(Paul G.Cressey)对职业舞女的研究，描绘了职业舞女舞厅内外的“生活循环”，提供了亚文化生活方式的结构和轨迹。鲁伊特(Reuter)在《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中提醒美国社会学界关注青少年生活在与成人不同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与成人社会分离的“包含社会秩序”的世界[4]。嗣后，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柯恩(Albert K.Cohen)在1955年出版了《犯罪青年：帮派文化》(Delinquent Boys:The Culture of the Gang)，认为犯罪青年的行为在团体归属感中获得了意义和兴趣，并受制于一系列的共同情感、理解和忠诚，这就是亚文化认同。柯恩提出亚文化认同，是将亚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1963年，芝加哥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贝克尔(Howard S.Becker)在《局外人》(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中提出了“标签理论”，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某些人，而将这些人标签为局外人，从而创造了越轨，然后就有亚文化的越轨行为或者说越轨者的亚文化。柯恩和贝克尔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霍尔(Stuart Hall)等人在《仪式抵抗》的序言中谈到，他们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青年文化研究的“起点”是贝克尔的《局外人》。但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并非源自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在现实性上更与芝加哥学派没有多少关联。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样一个历史时刻。”[5]“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在那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地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盛行了几十年的激进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是工会和劳工运动，在政治领域中是工党)并未能够推动支持工人阶级或进步利益的决定性的社会变革(‘革命’)……文化研究一直是对这一僵局的扩展性回应。”[6]脱胎于成人教育的文化研究，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素养的用途》(Uses of Literacy)、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著作为标志脱颖而出。青年文化则因其激发了社会文化变革，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对象包括特迪男孩(Teddy Boys)、摩特族(Mods)、光头党、嬉皮士等。菲尔·科恩(Phil Cohen)最早为此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资料，他的《亚文化的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y)所提出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建立在民族志细节的基础之上，并把阶级纳入了对亚文化的分析之中。在对科恩亚文化理论扩展、修正和批评的基础上，霍尔等人提出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他们认为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很少或没有解释力，主张用更具结构性的“亚文化”(sub－culture)概念取而代之。他们认为，新青年文化最能立即体现社会变革的本质特性；亚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维度；亚文化的“风格”是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或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或母体文化)所在，也是反抗性(抵抗性)、反叛性的体现；亚文化以想象的方式“解决”实际物质层面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7]。这些在《仪式抵抗》中提出的理论和分析路径，在当时和此后的研究中得到贯彻，但也受到伯明翰学派内部和外部不同程度的批评，而在20世纪末出现的后亚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e studies)中遭到的批评尤甚。无论如何，这些理论观点和分析方式都影响到了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