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及其产生背景 2012年2月一个“未来地球过渡小组”搞了一份框架文件：“未来地球：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其中强调：“人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能对地球系统造成急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框架文件“要求我们不仅要认知实现地球功能的各种过程和生命进化的模式和驱动力，还要知道如何管理和调控我们的行为。”而实现对人类行为的调控，就“需要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深化我们的知识，并帮助我们理解和实现转型。这一领域应专注于科学、技术、制度、经济和人类行为等多方面的、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办法和选择，并帮助我们做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决策。” 他们呼吁学者们起来开展地球系统的综合研究，既包括以往各项研究的综合，更特别强调了要与社会科学家一起对于当代地球面临的问题进行交互研究即交叉研究。其中，特别不寻常的是，研究的中心议题是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为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倡导开始行动起来，组织全球性的研究机构，制定研究计划(提纲)，呼吁人类，推动政府，实施全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生存。为达此目标，他们提出要对地球环境变化态势进行科学监测、评估和预测，倡导并推动全球各国政府开展行动，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他们的判断和行动是正确的。这个框架文件专注于未来地球的表层系统变化问题，核心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前途。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的发布，也得到了中国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理科学以及环境科学、水科学等方面学者的关注。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力量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许多学科的学者投入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环境变化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已经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如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中国气象局等)广泛地开展了，相关专业的学者通过政府资助的大量项目进行了独立的监测、评估和政策建议。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中国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城镇化，对环境、生态系统的压力太大了，加上各部门间的工作目标难以协调，使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压力。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关学科之间难以交叉和沟通，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经济科学家更是不见面，许多研究成果离政府的科学决策很远。 上述关于未来地球研究的框架文件的提出，我理解其中的背景是： (1)地球表层在过去100多年，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了严重的态势。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急剧发展以及强大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强烈地改变了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资源被加速消耗，许多地区的环境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有关的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注重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转变为由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即转移到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类活动过程间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过去可以单纯的去研究一些纯自然要素项目之间的关系，现在从事这样简单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前任IGU的主席B.Messerli在2000年汉城发表的论文中讲到人类社会早期是自然因素引发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局部性的变化，不是全球性的。而20世纪以来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程度变得剧烈多了，即影响的规模和强度大大增加了。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在空间尺度上是全球性的[1]。 (2)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层增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时期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科学界和政治家的广泛共识，并推动了全球政府间的行动。认识和解决大气层增温问题，主要是如何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及其所引起的问题。而能源消费问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过去20多年大量开展的生态系统及其碳收支研究，对于今天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层增温的原因来说，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的这份框架文件是以往全球变化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3)1973年全世界能源危机后，发达国家向外部(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和产业。导致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但由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工业废弃物的排放引起全球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陆地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日益加重。人类健康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由于对这一类问题的关注，框架文件使用的不是“全球变化”或“全球气候变化”而是“全球环境变化”。运用的概念不同，反映出作者们更加重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前途，更加关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实际问题。 (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近年来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局部战争：出兵伊拉克，军事打击阿富汗，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鼓动内部势力推翻政府，抛出了“新中亚战略”。这些行为，客观上使全球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宗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