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4)07-0773-07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物质要素，而缺乏对于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关注[1]。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继农业与工业经济之后，诞生了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即知识经济[2]。在此背景下，有关创新的研究得以复兴，学术界相继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等概念体系，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至城市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与创新型城市有关的理论成果。 1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性追溯 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奥地利裔经济学家Schumpeter对于创新所做的思考[3]。Schumpeter过后，有关创新的研究逐渐分化成为以Solow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和以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2个基本分支[3]。前者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后者则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单纯的技术革新与进步。然而，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创新赖以进行的历史及空间环境与条件的特殊性[4]。事实上，创新从最本质上说是一个系统现象，或被称作一个集体成就，它是在不同参与主体和组织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下而产生的[1]。创新系统的参与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等总是客观地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系统的创新效率往往取决于所在地域经济、社会、政治及制度因素的影响[5]。基于上述原因，一些学者采用了关注空间范畴的研究方法，分别使用国家与区域等不同的地理边界来区分不同的创新系统。 1.1 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6]，将之定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互相激发、引进、扩散新技术”，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二战后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与制度创新，迅速实现技术赶超与跨越，成长为工业化大国的过程。Freeman将日本的经济崛起归结为四大要素，分别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政府的政策引导，教育与培训以及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性[6]，说明了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实质上是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7]。 Nelson和Lundwall以影响创新过程的决定因素来定义国家创新系统[8～10]。其中，Nelson偏重于个案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国家的研发系统及相应的支持性机构，将那些促进知识创造与扩散的组织视为创新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度的设定与功能是决定国家创新系统效率的关键所在[8,9]。相较而言，Lundwall的研究更注重理论建构，着重从微观层面将用户与生产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互学习置于创新形成过程分析的中心，随后再将其纳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认为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有助于确定所有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功的可能性[10]。 总体来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综合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2种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宏观视角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强调国家这一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11]。虽然国家创新系统也关注技术创新，重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策工具，重视国家系统的制度安排以及系统内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网络机制研究[12]，因为大多数影响创新过程的公共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设计和实施的，并且对于领土较小的国家尤为适用[1]。 1.2 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受惠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正日益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表现出不断向地方区域集聚的强劲态势[13]，区域正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中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与经济单元[14]。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区域化的出现，国家创新系统逐步让位于区域创新系统[3]。 1992年，英国的Cooke[15]率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并从系统构成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做了界定。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并通过这种体系支持产生创新[16]。随后，Wigg在Cooke的基础上，将区域创新的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展至对创新活动进行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以及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17]。中国学者胡志坚和苏靖[18]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下的子系统，强调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网络特性，指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技资源、不断衍生和壮大的经营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新的经济政策与政府管理办法是构成区域创新系统的三大实体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