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東亞哲學話語中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與世界史

作 者:

作者简介:
中島隆博,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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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概念史”的瑞哈德·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過去的未來——通向歷史時間的意義論》(1979年)中講到,西塞羅的名言“歷史是人生的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代表了將“歷史”視為行為之鑑的觀念,而這種歷史認識在18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衍生出新的“歷史”觀念。其根源在於像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那樣迥異於過去的歷史事件的出現使得聯繫著過去與未來的連續性紐帶的崩潰。這種趨勢的最直接體現即是德語中有關歷史的表達方式的變化:

       德語中作為外來語的Historie,其基本意義原指“就發生的事件進行報告或說明”,而另一種較特殊的意義則趨近於“歷史學”。該詞在18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急速地被Geschichte一詞代替。1750年左右,出現了Historie向Geschichte的轉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對文本進行統計學的計算加以驗證。然而,Geschichte主要意味著某事件,即“自身參與的事件、來自外部的事件、行為的結果”。這個詞表達的與其說是“說明事件”,更偏重於“參照事件”之意。①

       近代發生的是個別事件,而德語的die Geschichte就是表達這種個別事件的複數形式(50/34)。但是,複數形式的die Geschichte被壓縮成“集合的單數形式”了(51/34)。科塞雷克提及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的理念》(1784年),同時就此變化作如下說明:

       由作為個別事件的歷史(Singulargeschichten)的總和構成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演變成“世界史(Weltgeschichte)”之時,康德在尋找將散亂的行為的“拼湊”置換成理性的“體系”的手段。顯然,正是集合的單數形的歷史(Geschichte)使這種思考成為可能,這與它是世界史,或個人史無關。(53/34-35)

       追求“複數的各別事件的總和”,換言之即是擺脫無序狀態的“拼湊”而最終形成富有理性意味的“集合的單數形”之歷史才是康德的目標。而這個超越了“個體史”的“世界史”究竟是怎樣的呢?康德如是說:

       我們從希臘史開始追尋歷史——希臘以前的其他歷史及同時代的歷史並不消失,至少必須確認——吞併希臘國家的羅馬民族的國家組織體的形成及其失敗都受到了來自希臘的影響,而且進一步追尋羅馬民族給予摧毁羅馬國家組織的野蠻人的影響直至現在。在此過程中,如果我們將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像插曲一樣添加進來,如同其後受到希臘和羅馬民族啟蒙的民族所逐漸認識一樣,那麼,我們或許會發現該大陸(有朝一日或許該大陸會將規則帶給所有的大陸)國家體制有規則地得到改善的過程。

       康德所說的“世界史”,指向了“人類完全之公民聯合”②這一理性目的。惟其如此,它不是“拼湊”,而必須是理性的“體系”。科塞雷克認為“當作為集合的單數形的歷史確立時(1760年至1770年間),歷史哲學這一概念也就登場了。”③康德式的“世界史”其理性與啟蒙哲學表裡一體。

       但是,這種康德式的“世界史”,是否便是羽田正所批判的“歐洲中心史觀”呢?因為它把不過是“插曲”的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不斷地組合進來,希冀有朝一日歐洲大陸將給予所有大陸以法則。而羽田正對“歐洲中心史觀”的批判正是如此:

       歐洲中心史觀的立場是,將歐洲置於中心(前者),認為是歐洲領導了世界史(後者)。

       在世界史的理解與敘述中,尤其被當做問题的是後者。因為若站在這一立場,那麼創造世界史基本骨架的就只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人而已,也就必然要接受中心與邊緣這種二分法的世界觀了。④

       在羽田看來,“領導世界史”的“歐洲中心史觀”在近年的全球史中仍有濃重的殘餘。⑤那麼,脫離了“歐洲中心史觀”的所謂“新世界史”是什麼呢?其哲學基礎是什麼呢?

       首先,它不追求目的論。“我不認為,根據某種理論對世界的過去進行統一地整理和揭示,作為其結果,能實現大家都認可的唯一的世界史敍述。”⑥以此表述,規避了科塞雷克眼中的基於某種理念將複數的事件捆綁在一起的“集合的單數形”的“世界史”。這也許可以稱之為複數形的Geschichte的復活吧。

       因此,為了將複數的事件作為整體來看,就要將其看作是水平的相互聯繫的系列,而非垂直的形而上的敍述。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將其表述為:歷史是如同沒有中心的塊莖(rhizome)般的多重複合體,將時間軸水平切片,則會獲得獨立的內在性平面。而羽田正將之歸納為“描繪世界映射”、“不拘於時間系列史”、“意識橫向聯繫的歷史”。⑦

       這讓我想起武田泰淳的嘗試。泰淳在其《司馬遷——史記的世界》(1943年)中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描繪了“世界並立現象的卓異”:

       並非只有《本紀》充實了史記世界,這一事實只要讀讀《本紀》就能很好地理解,而隨著進入《世家》,就會感同身受地瞭解世界並立現象的卓異。此處存在著與“本紀”統一現象的卓異度全然不同的又一個卓異:

       既然世界中心並非一個,而且不是靜止的,那麼在這個世界上並立狀態就不可避免。願意向單一事物歸一,同時又希望不斷向四面擴散,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痼習。擴散就會多中心並立,每個中心的內容就會變得不確定,甚至連形體也扭曲易於崩潰。因此,《世家》將《世家》們組合編織起來,相互地在其他《世家》內部出入、增減、升降,而不知其所止。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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