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以全球史為旗幟的歷史研究新趨向在歐美學界蔚然興起，一批運用全球史觀念、視野和方法的研究性著作和論文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引起較大反響。總體來看，全球史及其蘊含的寫作觀念，強調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試圖超越以往從歐洲中心論、民族國家、文明形態等原有研究層次，強調歷史人物、事件、觀念等在全球視野中一系列相交織與傳播的過程，更為關注文明互動、宗教傳播、貿易往來、環境變遷以及疾病流傳等維度，從而呈現出別樣的歷史意義。毋庸置疑，這種歷史寫作觀念的轉變與肇始於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態勢息息相關，並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一步加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多極化、跨文化交流頻繁化、媒介傳播大眾化、國際學術交流日常化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中國史學界，對全球史研究及相關論著的翻譯介紹也是最近幾年興起的話題，中文“全球史觀”一詞，首先出現在1987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的中文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者楊豫教授將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一詞譯為“全球歷史觀”，1988年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被譯成中文(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全球史”作為一個名詞才為國人所熟知，斯氏的這部《全球通史》的中文本一版再版，印數超過10萬冊，北京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英文的影印本(2004年)，斯氏的這部書成為一個載體，使“全球史”一詞在中國廣為流傳。尤其是當1995年第19屆、2000年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都把“全球史”列為專門討論的議題之後，中國部分學者和學術機構敏銳地捕捉到史學領域的這個新的發展趨勢，開始積極譯介國外論著和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訪問講學，並以全球史研究為宗旨，成立相關學術研究機構，舉行專題學術會議和講習班，瞭解國際史學界關於全球史研究的學術新趨勢，在專門的期刊和報紙上展開了討論(主要在《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雜誌以及一些大學學報上)，討論的文章從開始的每年幾篇，到現在每年有數十篇，說明“全球史觀”在中國有一個引進、消化和逐步吸收其學術精髓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如何結合中國史學界的現狀有所創新，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深化的問題。值得提及的有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在2004年成立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該中心打破以前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學科界限和壁壘，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之中進行整體研究，且形成了全球史理論、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文明互動、歷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視野中的區域研究、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等幾個方向，可以說，該中心較早地以學術機構建制化的方式開創了中國全球史研究的新起點，迄今為止該中心已舉辦多次國際學術會議，探討全球史研究的前沿問題，以及與中國相關的全球史理論。該校劉新成教授主編的中文學術刊物《全球史評論》(年刊)自2005年以來已經連續出版5輯，邀請包括約翰·麥克尼爾(J.R.McNeill)、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在內的知名學者為其撰寫文章。一批以全球史為方法的歷史教科書、研究性著作也由中國知名的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其中有傑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赫伯特·齊格勒(Herbert Ziegler)的《新全球史》(Traditions &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魏鳳蓮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柯嬌燕(Pamela K.Crossley)的《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劉新成主編了一套“全球史譯叢”，其中有英國史家C.A.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于展、何美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美國史家羅伯特·B.馬克斯(Robert B.Marks)的《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述說》(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夏繼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等數種西方學者有代表性的全球史研究著作；中國學者夏繼果與美國史家本特利主編了《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于沛主編了《全球化和全球史》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張一平撰寫出版了《全球史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據《全球史評論》雜誌統計，中國學術界在2000～2008年發表的有關全球史研究的論文、譯文和書評總數約有220篇。可以說，中國的全球史研究正處於一個興起階段，其學術前景值得期待，有望成為中國史學界與世界同行交流的新窗口。 我們也看到，全球史之所以能在中國得到熱烈的響應和學術矚目，很大程度上與當代中國歷史學家追求學術創作與解釋社會現實之間搭建橋樑有莫大的關係。曾擔任《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主編的英國歷史學家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在全書總導言中曾經論述到，“歷史不是人類生活的延續，而是思想意識的延續……歷史學不能停止於描述，而在於作出判斷”。歷史學研究的這種現實關照，就很好地體現於中國的世界史學者追求整體性、全面性，將中華文明發展歷程融入世界歷史，並取得顯著地位的一代代薪火相傳的努力之中。有中國學者認為：全球史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在全球化和整體發展背景下產生的新的知識體系，它的核心理念是強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過接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領域實現互動，強調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主張擺脫19世紀蘭克史學傳統下的民族國家範疇，在全球的視角下觀察歷史，這種思路為歷史研究開闢了巨大的新空間。不少學者都認為“全球史觀”對中國大學“世界通史”教學體系的改革有很好的促進與推動作用。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對於當代中國史學來說，“全球史觀”是一種歷史思維，一種歷史認識的方法，而非理論基礎。有人甚至提出“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是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研究全球史的基本指導原則，也是建立馬克思主義全球史觀的主要依據”。當然也有學者擔心，光有史識的宏大敍事，而無具體第一手史料支撐的微觀研究，全球史研究會掉入與史學研究基本要求相悖的“陷阱”。更有學者直接質疑：既然有了世界史，為何還要提全球史，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為例，全球史的觀念和視野其實有著很好的傳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成立於1925年，是中國大陸目前學術研究水平較高的世界史研究系科之一。自創建以來，歷史系就擁有一批具有寬廣視野，在世界史領域取得豐碩成果的知名學者，如周谷城、王造時、耿淡如、章巽、田汝康等。其中王造時教授在20世紀30年代率先將黑格爾《歷史哲學》翻譯成中文(與謝詒徵，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為中國人瞭解西方十九世紀的世界歷史觀和歐洲中心論形成的思想根源作出了貢獻。田汝康教授於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17～19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被視為中國學者在全球史視野下考察作為經濟與文化交流中介物的歷史人類學代表作。這些都是復旦歷史系前輩學人實踐全球史方法的開拓性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