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新流派。它们的出现拓展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史学方法论的诸多创新。各种新流派尽管在研究对象、方法或视野上大异其趣，但却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共性：均把20世纪中期盛行的社会史，尤其是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确立的史学范式作为批评对象。史学新流派的层出及其汉译作品的不断出现，固然能让我们对西方史学发展的整体趋势有所把握，但也有可能因此产生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让中国学者形成新文化史、新政治史、表征史躬逢其盛而社会史已然没落的印象，进而对前者趋之若鹜，而对后者弃如敝履。 笔者聚焦当代法国史学名家热拉尔·努瓦利耶(Gérard Noiriel)的“社会历史学”(sociohistoire)，旨在引起国内学界重新关注近年来我们总在批评却很少给予真正关注的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对中国学者来说，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导论》中译本已让我们对其史学思想略知一二。①他属于“68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都受到了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因此，对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努氏的史学观念，也可以管窥当代法国社会史艰难转型背后的智识环境。 一、法国经典社会史的基本特征及其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年鉴学派等思潮的流行，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在战后法国风行30年，并涌现了一批以研究社会史见长的史学名家。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对18世纪末物价的研究蜚声世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对无套裤汉的分析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经典，而年鉴学派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史学革命。② 然而，什么是社会史?它涵盖的内容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对之作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定义。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宣称：“从定义的角度来说，一切历史皆是社会的。”③年鉴史学的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对社会史的定义也很含糊，仅仅将之界定为与政治史相对的领域，“历史只承认两种普遍的领域：一是政治，二是社会。”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基本上沿袭了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的做法，并未刻意追求社会史的精确定义。 尽管社会史的涵义相当模糊，其内容可以包罗万象，但自命为或被称为社会史的作品还是具备一些公认的特征。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概言，社会史通常指向三种不尽相同但又彼此重叠的史学类型。首先，它指涉穷人或社会底层的历史，以及他们为改善自身命运的社会斗争史；其次，它可以指代普通大众的社会活动，囊括除政治以外的各个社会领域，如礼仪、习俗、日常生活等(此种维度的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眼里的社会史相差无几)；最后，它特指在法国和德国流行的“经济与社会史”，如拉布鲁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⑤法国著名政治史家莫里斯·阿居隆在纪念拉布鲁斯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指出，满足“社会史家”(historien social)标签的人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要做工人和革命的代言人；二是要认同集体，反对个人，至少要将个人的命运和其所属的社会团体或阶级相联系。⑥ 拉布鲁斯的史学研究是经典社会史研究的范本。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18世纪法国物价的研究以及对团队研究的倡导，奠定了其在法国史学界的不朽名声。年鉴学派的几代领军人物，如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在不同程度上亦是此种社会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对上述立场的坚持正是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确立的“经典社会史”能够在战后法国辉煌30年的关键因素。⑦ 法国经典社会史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重大缺陷。譬如，机械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导致社会史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逐渐局限于布罗代尔所设定的社会史，并顽固地把政治史、文化史排除在外。同时，计量史学的局限日益突出，以致日后《年鉴》主编勒佩蒂(Bernard Lepetit)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不再时髦”。⑧ 然而，经典社会史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源于其方法论的局限，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风云突变以及由此在思想界引发的地震，给经典社会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法国知识分子纷纷告别左翼思潮，以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巴黎俨然成了“欧洲反动的首都”。⑨法国历史学家也竞相跟风，某些历史学家还充当了极权主义批判的急先锋。弗朗索瓦·孚雷即是一个典型个案。他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师从拉布鲁斯研究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后来，他宣布脱离法国共产党，并对传统革命史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⑩他主张另辟蹊径，倡导与经典社会史大相径庭的政治概念史研究。(11)法国历史学家开始对经典社会史进行尖锐批判，力图从各方面突破拉布鲁斯—布罗代尔范式的束缚。以研究对象而言，曾经遭受冷遇的政治史、文化史、表征史强劲复苏，风头已然盖过社会史。从研究视角来看，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逐渐让位于自下而上的微观分析，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成为法国学者竞相追捧的对象。在叙述手法方面，计量化、系列化的史学遭到抵制，叙事史学卷土重来。从此以后，年鉴学派的独领风骚变成了百家争鸣，“叙事转向”、“文化转向”、“政治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等新提法涌现，让人目不暇接。在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下，少数人走得更远，开始质疑“真理”、“客观性”等概念，质疑科学史学的可能性。如保罗·维内(Paul Veyne)曾表示，“只存在真实的叙述”，“不存在历史”、“没有事实，只有阴谋”等论调。(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