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如何从他独特的佛/道视角出发，发出了对政治机构(political institution)和意识形态的批评，这个问题在长期以来的章太炎研究中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已有一些学者讨论过章太炎的佛家和道家思想，但他们通常忽略了以下两点：其一，章太炎对佛道思想的援引是如何以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来的重大转型为前提的;其二，他又是如何在佛家思想的框架中试图解释以及抵消这一体系中的各个方面的。章太炎的文章并不包含对现代性进行分期工作，而是借用古代中国的思想元素对“公理”和“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这两个概念无疑随着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而显耀一时。通过这种批评，以及对道家哲人庄子的解读，章太炎为我们指示了一个不同的，“不齐而齐”的世界(an alternative world of equalization as difference)。 我们可以将章太炎的“齐”视为是一种对一个被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得日益风行的抽象原则和势力所统治的世界的抵抗。其时，无论是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鼓吹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借助“公理”之说来为自己的主张正名。拥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目标的两队人马，却都一致助推这一原则，或直接在各自的立论中使用。这一事实表明“公理”之说已然具有了一种指向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话语霸权。这一话语霸权包含以下三个因素的合力：新儒家的概念遗产，在全球弥散的现代哲学话语，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所显示的具体生动的“力量”。章太炎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为透彻的批评家之一，他在1906-1910年(通常被称之为他的“《民报》时期”)写下了大量的论文以对改革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双方的意识形态作出回应。 章太炎通过融合德国唯心主义和佛家思想对他的同代人进行了哲学批评。我曾论证说，日本和中国的思想家们致力于德国唯心主义和佛家思想的沟通对话这一尝试表明了一种跨语际实践的复杂形式。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全球流动(dynamics)为跨语际实践之可能提供了抽象前提(abstract conditions)，但是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国的话语生产条件却并不相同。而章太炎作为身处明治日本的晚清知识分子，无疑深受这两种语境的影响。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更深地被吸纳于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明治日本，资本的抽象动态(abstract dynamics)，包括商品形式和抽象劳动力在内，都比在晚清中国更为普遍。然而，考虑到这种流动的全球性维度，晚清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也受到影响。晚清中国乃是一个处在逐渐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一进程中的大帝国。因此，不难理解晚清的社会精英和官僚们在当时极尽所能地为一种基于物化(reification)和科学理性的政治制度(regime)铺平意识形态及机构建设的前提。“公理”的概念正是这一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从独特的佛家视角出发的章太炎则是当时少数几位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透彻批评的知识分子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清时期的思想文化，包括那种风云变幻的激进文化(章太炎也是其一分子)，其典型特征在于那种面对制度(institutions)和历史的乐观主义色彩。在这个意义上，晚清知识分子像康德和黑格尔一样相信，历史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行。在某种程度上，晚清知识分子也同德国唯心主义者一样分享了那种将主体和客体的经验世界构筑在一些原初性的本体论实体(ontological unity)之上的想法。章太炎也有某种类似的思想倾向，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看到的，他并不接受那种生发于某种本源(ontological resource)的发展过程，他试图去做的是消除存在的运动(movement of existence)。 在本文中，我们将看到章太炎通过攻击“公理”的概念继续保持着上述的否定性姿态，而“公理”的概念在晚清则包含了“进化”、“自然与科学之法”以及“伦理标准”的观念。“公理”的这些复杂多样而通常又相互勾连的概念化身将差异与个别性置于同质化的原则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公理”显示了交换价值的逻辑，这种逻辑将原本无法相互衡量的个体放置在同一的度量标准之下。“公理”的确又与“平等”的概念密切相关，而后者则在晚清变得十分显要。 章太炎对“公理”的批评是与他构想一种“齐”的世界的尝试相关的。在表述这个世界时，章太炎援引了传统思想，并试图将语言本身推到其极限以表达一种能够逃逸出种种概念范畴的理想形式。因此，想要理解章太炎的范式中的“平等”(equality)，就必须深入到他那些试图通过并置古旧的中文字词和现代西方哲学以产生新的意义(考虑到章太炎这一计划中的佛/道维度，不如说是确定的无意义)的篇目中去。然而，先抛开章太炎关于“齐”的哲学那难以把握的本质不谈，它仍是一种对于诸如国家、帝国主义等具体问题的回应。章太炎通过并置古今，对诸如“公理”等霸权性概念及文明/野蛮的对立区分进行了去中心化，章认为后者乃是国家控制(state domination)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 使得章太炎这种奇特的并置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晚清话语在中国思想转型这一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含混性。尽管晚清中国可以被描述为开始了西方化进程，并且晚清社会也的确显示出了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迹象，知识分子们却一如既往地试图通过使用或重新阐释本土的概念范畴以对这些改变作出解释。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说晚清的“公理”概念表达了一种与晚清国家和社会建设相联系的新的概念结构，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却是用古代的经典哲学意义重新勾画了这些概念范畴。考虑到“公理”这一概念的混杂性哲学结构，章太炎通过梳理这一概念本身的历史来对其进行批评。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思想的杂交性，我从对“公理”概念的系谱学研究入手，接着简要地考察“理”在帝国时代的中国所经历的内涵转化。接着我将探讨国家导向的改革派和乌托邦导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援引“公理”概念并使之成为各自理论中的紧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