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9-0146-11 清末民国教科书在当下已成所谓“民国范儿”的一大象征物。虽然“民国范儿”这一概念经不起严谨学理分析的推敲，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值得深入关注，主要体现为：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者们大多爱谈教科书介绍的新知与新知对中国现代启蒙产生的影响。却因太关注其“趋新”的一面而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之嫌。①尤其是论者基本置当时教科书反对者的意见于不顾；多忽略教科书编写过程和内容所反映的启蒙与传统之间的多重勾连；教科书作为一盘生意又如何使得启蒙原本的路径旁逸斜出等问题。对此笔者并不拟作一综合完整的论述，只是提出自己略有心得的部分来重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问题，特别希望揭示出当时教科书与时见不尽相同的“另一面”。本文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为如何看教科书内外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二为怎样评估启蒙成为生意后对启蒙的双重影响？ 在有限旧人和众多今人的团团表扬之外，对于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即时批评者，目前研究似乎未能充分聆听其声音。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有几种批评或许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把教科书与以往蒙童必读之书相比较，以凸显当日教科书的“速成滥造”。1913年有读书人就提出疑问说：“诚不解先哲手定之经史，何以逊于近人之大手笔？”②1916年康有为也有类似问题说：“今无论教科书之谬陋也，即使有条不紊，则编者可代为教主，可代为圣人矣。”③ 其二是点出当时教科书只知追慕世界情势，而不解“中国常识”。1912年章太炎谈编写教科书之难时就说：“今者始学即以外国情形教之，外国情形亦与中国绝不相类，儿童尚不知衽席之间，而欲使知方舆之外，是好高骛远之甚。必也契合国情，应于人事，然后读之有用，是编教科书之难可知矣。虽素称饱学者，命之编辑，或亦未必能适用。”④ 其三是不少人已注意到了教科书编写渗透出的孜孜以求富强功利的味道。钱玄同就在日记中记下刘师培之言云“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⑤亦有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试观今日学校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人道之敌者，亦几希矣。”⑥ 对于上述批评或要剥离其中作者自诩与意气之争的一面。如章太炎所述之“中国常识”对他自身而言或为平常，但对他人已属艰深学问。康有为抨击编教科书者“至愚极陋”。此说诉诸实际，恐怕打击面太大。而刘师培的以“富强功利”为主干之说，当时教科书虽有此强烈倾向，但也有其他更丰富的面相，如世界主义催发下的“大国民”理想等等，似并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这些批评能促使我们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所谓“轴心文明”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孔孟诸子虽未必要尊其为“教主”，但其段数无论如何都要高于清末民初那批“两头不到岸”的读书人。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里实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清末中国人开始讲求“富强”是在西方冲击下生硬囫囵地开始讲起。之后则成了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道理”。时至今日，中国人既享受了很多讲功利富强的好处，但也吃了不少讲功利富强的苦头。所以回头看以教科书为重要元素的启蒙如何在传统中求变，又如何在传统失落中异化就成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实际上传统成分保留不少，但这些传统成分正如王汎森所言已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这些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⑦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下面试举几个实例。 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多爱提汉朝“苏武牧羊”的故事。有关课文如一一读过就会发现其内容大多脱胎于《汉书·苏武传》，不过是把传统故事复述一遍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汉书·苏武传》，各种教科书(笔者所见大约为数十种)里的“苏武牧羊”故事一般都删去了其中苏武与李陵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即：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这段话以李陵与苏武做比照，凸现儒学五伦中的君臣—父子之大道，恰为“苏武故事”在传统脉络中所谓“守节”“大义”的真正内涵，而删去这段话，整个苏武故事就可能跳出其原有的历史内涵，而向国民要忠于一个“现代国家”发展，从而使得老故事有了全新的启蒙意蕴。⑧ 又如1913年出版的《最新论说文海》一书中有一篇叫做《秦政愚民论》的课文也很有特点。在传统时代，秦政基本上是读书人所抨击的对象，而他们对秦政的批评多落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上。如《汉书·徐乐传》即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耶。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到唐代柳宗元作《封建论》虽肯定“秦制”，但仍严厉批评“秦政”是“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