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为本,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垒叠加而成的。从近年来学人研究的情况及梳理习见资料可知,“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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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9-0099-22

      1912年3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政权被推翻,这十几年时间,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称,尤其是关于“军阀”一词的涵义及应用,海外及台湾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一般而言,并没有改变用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来指称这一时期以北京为首都的全国正式政权。近年来,“军阀”的概念得到系统的专题探究,与之相应,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等概念,也有顺时序重新梳理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坊间和学界通用的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等概念,尤其是一般通史和教科书用以指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习以为常,应当重新检讨,看看是否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并依据实情做出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在此之前的清季历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络,近年来清政府的新政宪政乃至统治集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样范式的局限束缚,深入到知识与制度的全方位变化,许多问题的认识较前人大进一步。尽管相对于辛亥革命研究而言,还有不少初创期难以避免的局限,如亲贵和枢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开的方面尚多等,毕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借着蒋介石日记等新出史料的问世,进一步推波助澜,成为举世关注的一大热点,大有成为民国史的代名词之势。

      反观二者之间的民初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北洋军阀统治话语的笼罩之下。1957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过两版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深入人心(其间1978年还再版过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5卷本,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题出版),虽然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似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评论,而且据作者后人披露,初版之际边写边出,出版社还一度打算单方面中止合同,因为陶菊隐是湖南当年驱张运动的新闻界代表,而毛泽东是学界代表,上书陈述,才得以善终,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该领域影响学生和学人最为深刻的论著。有专家坦承:其实学者们都在读这部书,都引用这部书的内容,但并不注明资料引自这部书而已。恢复高考后前几届上大学的历史学本科生,多将此书当成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来读,否则北洋政治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真的会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正因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书对自己研治军阀史有启蒙之功。

      问题是,尽管作者作为过来人有亲临其境的现场感,毕竟是职业报人而非专门学者,“史话”的标题也表明作者旨在写成一部人人爱看、广泛传播的通俗读物,所说事实所引材料当然各有所本,却很难将大量活灵活现的细节反复比勘验证。更为重要的是,过来人回顾当年的亲历,难免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制约,其写作的具体时代,又使得这方面的压力大为增强。诸如此类的后来烙印,都会刻制在作品之中。而这样的烙印通过生花妙笔的描述,辗转传导给了广大的读者。一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显然不如《三国志》准确,却牢固占据数百年来大众心中三国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后来文史两界一些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多少都难免史话的胎记痕迹,因而被视为掌故野史之类。

      陶著史话的影响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政治的隔阂与地域的分割,达到内地书籍还处于禁忌状态的海峡对岸。张朋园发表于197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的书评《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借着对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Nathan)的新书进行评介的机会,一开始就直言不讳道:

      北洋历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更进一步学术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坊间有一二类似陶氏史话的史话,几属展转抄袭陶著,不脱杀杀打打的范围,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则可,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可。何以北洋历史停留在史话的阶段?这与五十年来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难免想到那一口山东腔的张大帅,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历史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1]

      张朋园的认识,其他学人感同身受,稍早王克文的描绘更加活灵活现:

      今天国人对民初军阀的印象,恐怕是出于狂想的成分多,依据事实的成分少。拜电影和电视之赐,光头、山东腔、仁丹胡子的“大帅”早成了三岁小孩都熟悉的形象;然而大家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军阀或多或少总像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国内在这方面学术性的研究太少,大有关系。多少年来,我们除了“轶闻”、“史话”和几种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诟骂的传记以外,真正肯尝试分析并提出一种概括理论的著作,几乎没有。时到如今,这个工作只有留给外人来做了。[2]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海峡两岸因为政治对立,学术研究的领域常有冷热不均的现象,像北洋历史这样两边长期遇冷的情形,并不多见。陶菊隐的史话问世,距离书评不过十年,而且在内地出版,对岸一般人未必看得到,要说广泛影响,也是辗转发生。所以张朋园认为对北洋历史的认识停留在史话阶段,是由于50年来的错误观念。而这样的错误观念,其实来自扭曲的印象。在王克文的叙述中,变形的印象主要是由影视作品的造型加上狂想发生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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