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演变轨迹探微

作 者:

作者简介:
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时反映了价值观解构与建构的辩证运动。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演变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反思与博弈;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深刻嬗变;新世纪以来价值观嬗变的延续与新的发展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重构。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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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4)05-0009-07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反思与博弈、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新世纪以来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重构。在此须加以说明的是,对上述三个阶段我们是以“年代”来划分的,而并不精确到某一具体时间,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以“年代”划分基本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客观轨迹;二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如果非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段,那么,这里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1978年至1992年;“20世纪90年代”应该是1992年至2002年;“新世纪以来”应该是2003年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至今。

       一、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之反思与博弈

       从价值观的变迁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对过去极“左”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的时代,也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浪漫主义价值理想的时代,还是一个价值观博弈和价值观变迁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富有思想、激情和批判精神,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总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思和博弈是通过“思想”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哲学和文化的时代。

       1.对改革开放前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

       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转折时期就此到来。而恰恰就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麻木中的心灵,人们的思想蓦然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切苦闷、痛楚、压抑……也得到了痛快淋漓的释放和控诉。也就在这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过去极端压抑人们思想和个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质疑。这一反思和质疑可以通过发生于80年代的“潘晓来信”和“蛇口风波”这两个颇具影响的“价值观事件”得到说明:围绕“潘晓来信”的讨论对过去那种虚伪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蛇口风波”则折射了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们对既有价值观的质疑和解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一封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①来信中说:“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即“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通过苦苦地思索,终于明白:“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就是潘晓在痛苦思索和反思过去的价值观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后来讨论的焦点论题。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的反思,是对片面理解的集体主义对个性压抑的反抗。虽然讨论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过去所宣传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再认识,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在长期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得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利己主义结论。这场讨论激发了人们重新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价值观上宣告了传统集体主义开始出现危机。

       面对当时如此之类的价值危机,人们自然会有多元的价值评价。这种多元的价值评价在“蛇口风波”中尖锐地表现了出来。1988年1月,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引发了一场价值观的冲突。这场价值观冲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首先是关于“淘金者”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有些到深圳来的人“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而蛇口青年认为这位专家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第二,有位专家欣赏“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而蛇口青年认为“左”的阴影徘徊下的颤栗不应赞扬。第三,有位专家认为“在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我看到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而蛇口青年认为这个回答太表面,因为落后是由体制弊端造成的;在开放时代,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才是落后的表现。第四,蛇口青年认为教育专家可以用“点燃人们灵魂之火”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感情,但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不能随便给蛇口青年扣上“不热爱祖国”的帽子。因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一位教育家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引起与会青年的笑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1]“蛇口风波”的意义在于,冲击了重义轻利、身份等级等传统价值观,嘲弄了说教式、威权式的价值观教育方式,为价值观向多元化、功利化的转变发出了某种强烈信号。

       80年代对过去的价值观更深刻的反思表现在哲学和文学等学术和文化领域。哲学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解读,对“文革”期间摧残人性、不讲人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彰显了人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价值观。在文学领域,被愚弄和被伤害的一代文学青年用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和“文学的解放”对过去进行了反省、反思、质疑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主题对于文学的束缚达到了顶点。文学的各种想象空间被剥夺殆尽,‘阶级’成为一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沉重镣铐。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构成了一次大胆的解放。如果说,解放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异,那么,这显然是对于禁锢和压抑的剧烈反弹。”[2]此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领域,还有如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等等一系列的价值反思。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诗歌、流行歌曲、外国电影开始在青年中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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