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城市化在作为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政治性，具有政治效应、政治后果。空间生产、城市化正在成为诱发政治事件的重要原因，城市中心往往成为各种利益主体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权力博弈的场域，而中心城市的城市中心则往往成为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正如《比较城市化》的作者布赖因·贝利所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全世界的角度就……城市化及人类后果发表实在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看法”。(贝利，前言，第4页)那么，城市与政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政治内在相关，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权力底蕴。卡斯特尔认为，当代城市化是一个消费集中化的过程，其政治本质是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集中再生产。哈维认为，当代城市化的深层政治本质是资本逻辑的延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具体传播、拓展。这些观点对认识城市与政治的关系都具有重要启发。从深层机理看，城市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线性关系，而是生成、转换于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地理语境之中，并围绕城市权力相互关联。同时，对城市与政治的认识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围绕权力问题而展开，需要对城市与政治的互动机理进行更为具体的把握。 一、城市与政治：知识转换与基础确认 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特别是工业现代性向城市现代性的转换，城市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人们对“城市－政治生态”的研究日益自觉。虽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以格迪斯、霍华德、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文城市学，其城市研究都内含有一种城市政治观，但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较为直接和系统思考的，仍主要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 正如桑德斯(Peter Saunders)等所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城市问题、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城市研究中绕不过的人物。桑德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与韦伯、涂尔干，都是城市问题研究的重要“创立者”(founding fathers)。(Saunders,p.1)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城市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城市问题从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历史转换进行过梳理：“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7页)“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同上，第104页)虽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贯穿于人类文明变迁的整个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本质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在根本上源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不同属性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在古代社会，比如罗马，建立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生产资料不断集中于大庄园，与此相伴的是独立农民的不断崩溃。虽然奴隶主生活于城市中，但主导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农业。罗马帝国之所以崩溃，在根本上源于其不能催生、包容新的生产方式。随着罗马的崩溃，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也随着解体，回归到一种个体化的农业。这样，农村就成为中世纪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古代史是城市乡村化的历史，现代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在中世纪的变迁中，始终存在城乡对立。在封建时代，城乡对立第一次成为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在封建时代，城乡对立不仅反映了工业与农业之间不断加大的对立，也反映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虽然，新兴起的工业城市不是导致封建主义转换的唯一原因，却是其解体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这个时期，城市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Saunders,p.9)到了资本社会，这种对立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向极端发展。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得以解决，另一方面，城市本身成为阶级对立的重要场所。一方面，资本以城市为中心谋求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城市也成为工人阶级成长的核心场所，“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拓殖造成了近代城市问题，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根本制度的变革，也就没有城市问题的真正解决。在恩格斯看来，住宅问题是城市问题，但城市问题不仅仅是住宅问题。城市问题的根本是政治问题，是社会关系问题，是阶层分化、不平等与阶级冲突。住宅等城市问题不可能单独、局部地解决，即使在一个地区得到了解决，也会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地区重新出现。也就是说，城市问题是现象，生产方式与制度问题是本质，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克服，也就没有对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任何把城市与住宅问题独立化的倾向，都只是一种忽视问题本质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变革以调整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权力关系，实现社会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只有通过政治变革，只有通过社会权力的合理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桑德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指导。”(Saunders,p.7)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城市问题与政治问题始终是同一个问题，城市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 面对二战以后的新型城市问题与政治问题，列斐伏尔以空间与政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城市问题进行了政治学维度的研究，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揭示、新研究。列斐伏尔的研究，既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也不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芝加哥学派主要从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研究城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则主要把近代城市问题归之为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以后，城市化在全球的广泛而纵深推进使当代社会成为一种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一方面，城市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已经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普适性，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遭遇了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实中的城市问题往往根源于现实政治的集权、专制，根源于人们没有用适合城市社会内在规律的方法与方案来发展城市、管理城市，根源于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配置的不合理。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以后的西方与东方，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差异，但在城市化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政府干预或者说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策略，都采取了一种宏观政治至上的策略，国家(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城市化具有强大的主导与决定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始终有权力的影子，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政治实现自身、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领域、一种工具。正是基于对城市问题的这种判断，列斐伏尔认为，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基于城市化及城市问题的普遍性，列斐伏尔用城市社会来指认现代性的新特征，认为人类文明已经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走向了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身处其中的社会发展新阶段，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方法已经无法把握城市社会的本质与特征、问题与趋势，而需要对城市社会、特别是其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具体地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