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5-0046-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4.05.007 青年人是时代发展和进步的社会推手,担当着实现“中国梦”的责任。然而,他们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面临着与家庭、教育和工作等相关的各种社会排斥风险[1]23。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儿童成为了问题儿童、困境儿童和边缘儿童[2]36。在这种种困境和风险中,政府的政策制定有没有为青少年的权利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各国的青少年政策中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为回应这些问题,本研究从社会政策的视野出发展开青少年社会政策的国际比较。 一、社会政策视野中的青少年 (一)社会政策研究青少年问题的独特性 正如刘继同所指出的,我国的儿童研究普遍缺乏社会政策和福利理论研究的视角[2]37。在三十多年的青年研究历程中,研究者较多采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和教育学等视角,而从社会政策学科视野出发的青少年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而于发达国家,“青少年政策”无论是实践的发展,还是学术的研究,都已有一定的历史[3]。以政府政策方式,特别是以有关福利服务的政策应对青少年问题的努力,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4]5。由此,有学者建议将青少年政策视为一种社会政策,即在青少年政策的有关分析与研究中引入社会政策分析的概念架构和理论方法[5]1-8。与其它学科相比,社会政策学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性: 1.社会政策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蕴意 蒂特马斯(Titmuss)说道,只要涉及社会政策问题,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它“是什么”和“该是什么”的问题,关注到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需求(目标)问题,以及达成目标的方法(手段)问题[6]。因此,社会政策理论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它强调保护弱势群体,以及公民权、人道主义、公正、公平、保障、自由和平等等价值规范[7]14。青少年是社会弱势群体[1]6,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关注这一群体。 2.社会政策研究强调青少年问题的延续性 个体生命历程的“轨迹”(trajectory)是一个连续统,儿童时期的发展会促进或制约青年乃至老年时期的社会路径(social pathway)[8]。例如,在儿童时代就缺乏技能发展、文化和社会资源的个体,其生命历程常常表现为低收入、失业和工作不稳定[9]。由此,有学者将社会政策定义为是对公民整个生命历程中的资金、时间和机会的再分配[10]。在此意义上,社会政策视野中的青少年问题不仅仅是青少年时代的问题,青少年社会政策也不局限于仅针对青少年的社会政策。 3.社会政策研究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战略性 在青少年研究这一议题中,青少年社会政策的时代性体现为宏观社会政策对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的形塑。例如,文化大革命对那一代人来说是他们人生轨迹的转折点[11],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对“80后”社会路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政策的时代性特征要求我们在青少年社会政策制定中需要有战略性的眼光。尤其是在后工业社会中,当诸多发达国家都在强化社会政策的“社会投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此做出政策回应。 4.社会政策注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在理论渊源上,比较社会政策研究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福利体制的“二模式说”[12]。随后,蒂特马斯将它扩展为“三模式说”[7]14。到了90年代,艾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以经验数据论证了三类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的存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13]。“三个世界”理论引发了比较社会政策的“大爆炸”。在青少年社会政策的研究中,我们也要考察各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二)青少年社会政策的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政策研究青少年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在青少年社会政策研究方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政策”课题组曾建议把青少年政策当作一项社会政策来理解,并提出了“青少年社会政策”这一概念[4]37。需要指出的是,经典社会政策研究内容的划分往往以政策领域如社会保障、医疗、社会救助为限,而很少以社会群体如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为依据。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探讨青少年社会政策实际上是探讨各种涉及青少年的社会政策领域[14]46。 在以往的研究中,陈涛曾对青少年社会政策进行过分类。他认为主要存在如下七类政策:青少年基本权益保护政策、青少年教育政策、青少年劳动就业政策、青少年居住政策、青少年健康卫生政策、青少年社会保障政策以及青少年福利服务政策[5]122。该研究展示了青少年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它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一国的青少年社会政策。然而,这一体系又过于庞大,很难在一篇论文中详尽分析。因此,本研究选取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展开分析,它们分别对应个体成长的三个关键阶段:婴幼儿期、青少年期和青年期。这三项政策不仅有助于减少儿童贫困、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而且都具有“社会投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