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有间:两代人话语中的新孝道

作 者:
康岚 

作者简介:
康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康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价值观。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当前,现代城市家庭的孝道标准已由“顺从”向“尊重”演化,亲子间的互动模式由“奉养无违”转变为“亲密有间”。因此,建基于个体独立和平等关系的新孝道模式有利于代际间的“自立”和形成有“利他”情感的亲密关系。新孝道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孝道要求,即对精神赡养的重视(显亲、悦亲强化),而物质赡养成为辅助性要求(养亲、侍亲弱化),使孝道理念回归到基于对父母的尊敬和真挚的爱而“善待”父母。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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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4-0083-07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87%。2013年,新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修改: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这一规定也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强烈;瑞典、芬兰等北欧福利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在中国,这一趋势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城市中的老人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子女经济供养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少,开始日益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需求。然而“常回家看看”却在法律实践层面备受质疑,因为精神上的满足太难量化,完全取决于老人的主观感受,实际上也有赖于代际间固有的交往模式和亲情来维系。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自身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必须迎面承受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他们应该如何调整自身来适应这种现实的变化?

       一、文献回顾

       从中国养老问题和孝道的现有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日益严重的养老危机,并得出“孝道衰落”的结论;[1][2][3][4][5]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孝道观念仍得到普遍认同,老年人也对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表示满意,没有发现“孝道衰落”的迹象。[6][7][8][9][10][11]对比结论相异的两类文献,孝道“衰落”的结论主要来自农村样本,而城市样本的研究并没有得出孝道“衰落”的结论。为什么不同的样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孝道被认为衰落了?对孝道衰落与否的评价,究竟来自父母的感受还是子女的孝道行为?细读文献后发现:一是,孝道衰落与否的评估标准主要来自父母的感受而非子女的行为。因为如果仅从孝的行为来看,城乡两类样本中的子女孝道行为都减少了,但父母感受却不一样:农村父母感觉孝道衰落了,而城市父母基本没有这样的感受。二是,导致父母感受差别背后的原因是亲子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亲子间对于孝道标准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这一发现对于解释孝道是否变迁以及如何变迁至关重要。

       (一)孝道衰落论:亲代地位衰落,亲子间关于孝道的理解不同

       郭于华对河北农村的研究[12]和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研究[13]均发现,代际交换的公平逻辑仍然存在,但交换倚重的内容却不同了,亲代注重生养之恩(即要求子女无条件回报),而子代则强调生养之外的交换资源(即子代成年后亲代的付出,也即子女要求有条件回报)。因此,农村赡养危机突出表现为老人所要求的无条件回报不得不让位于小辈人所认可的有条件回报。那些在“生养之恩”之外没有更多交换资源的亲代,“为了防止老来无靠,讨好子女成为一种公开的竞争”或者任由“小辈人指责”。而少数在家里还受到尊重的父母“统统都是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其他大部分大家庭里的父母都得设法有所贡献”。研究认为,影响代际关系改变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国家力量,支持孝道的传统机制(包括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等)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后已经丧失,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二)孝道继承论:亲代地位维持,亲子间关于孝道的理解基本一致

       孝道继承论的研究主要来自城市样本[14][15][16],研究中的老人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绝大多数独立性强,无论是经济还是自理能力,对成年子女的依靠都不是必须而是辅助性的;二是代际互惠的双向关系非常清晰,在家务、照顾孙辈方面,老人都能给予子女很多帮助;三是在精神方面也具有代际双向互动的特点。这些特征表明,实际上城市父母在“生养之恩”之外依然拥有代际交换的资源。

       另外,农村留守父母与外出打工子女关系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孝道衰落,因为农村留守父母在亲子关系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河南、贵州两省的调查[17][18]发现,虽然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后,从代际关系中并未明显获益,但代际关系满意度反而提高了。因为除了家庭整体经济收益的增长外,留守父母为外出子女提供的各种家务帮助(如照顾孙辈等)也肯定了老年人的价值,而且子女外出经历隐含着“光宗耀祖”的成分,老人因此间接为家族昌盛作出贡献,这些都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换感、家长角色和权威地位得到维护。

       综上,结论相异的两类研究,评价的是不同情境下的孝道。前者的研究中,父母自身丧失了“生养之恩”之外的交换资源;而后者的研究中,父母拥有更多的可交换的资源。资源上的差别对孝道标准的理解产生影响,前者要求子女无条件的回报,后者认同子女有条件的回报。结果是,固守“无条件回报”标准的老人更可能产生孝道“衰落”的感喟,而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有条件回报”标准的老人则与子女较为协调,代际关系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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