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棱两可的和取之不尽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隆在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所引发的或激起的争论的范围来衡量他的伟大，那么两个世纪以来，有谁能与他相比？”阿隆指出，两个世纪以来，马克思文本之“模棱两可的丰富性”为每一个学科、每一方论战者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主题”：反马克思主义者选择被事件“驳倒”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者选择被事件“证实”的命题；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坚持明显与现实不符的命题；有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设法增加一些补充的假设以“挽救现象”；“今天的纪念大会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参见阿隆，第190-194页) 马克思的“伟大”是因其文本“模棱两可”而引发的持久论战？！无疑，阿隆的谬赞道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场性的尴尬。这种尴尬实际上源自阿隆式的一个著名诘问：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究竟是批判性，还是科学性？在阿隆他们看来，如果是批判性，就免不了意识形态和主观性的危险，如果是科学性，就必须表达明晰、逻辑自洽。然而，阿隆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规律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否定才能成立。这种辩证法使今天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同上，158页)到底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阿隆纠结于此，摇摆不定。 一、批判的，还是科学的？ 阿隆牢牢抓住《资本论》的社会批判性，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出猛烈攻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萨特对唯科学主义的谴责，还是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的谴责，共同的失误在于：他们总是用哲学的问题来代替社会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或经验的)研究，“他们都不试图把《资本论》的批判分析用于我们的时代”。(同上，第98页)阿隆自信比萨特、阿尔都塞更懂得马克思：“我从来没有把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割裂开来，我比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和社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比他们更忠于马克思的启示。”(同上，第2页)阿隆自信得有道理。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和政治”、“思想和介入”的确从未分开过。《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原本批判”，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副本批判”，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建立起理论与现实、批判与科学之间的贯通。阿隆指出，唯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资本论》的生产方式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双重批判：“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反映资本主义现实的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对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命运的人类学批判。”(阿隆，第169页)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理解上，阿隆超越了萨特和阿尔都塞，最近距离地靠近了马克思。 阿隆对《资本论》科学性的理解也有独到的高明之处，他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尖锐批评是振聋发聩的。他指出，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只不过是利用《资本论》的概念体系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三个目标：第一，“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的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新的解释，表明与‘认识论断裂’相一致的精神断裂”；第二，“建立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非人道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勾勒一门关于历史或社会组织的科学，它能确保科学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和主观性的危险”。(同上，第163页)阿隆逐一考察、检查和驳斥了他们通向这三个目标的方法，并得出了“结构主义的骗局”这一结论。阿隆指出，由于认识论的断裂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缺失，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只能是“一个没有内容、没有根据的空洞计划”(同上，第170页)，阿尔都塞对《资本论》做了伪结构主义的解读。 在阿隆看来，《资本论》的科学性植根于批判性之中，二者密不可分。这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视野中的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性”上。阿隆认为，《资本论》的科学性是通过“劳动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三大核心理论表现出来的：劳动价值论“能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人类学批判和科学批判，能区分局限于价格的庸俗经济学的外表(或幻想)和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本质(或科学真理)”；工资理论则能够“根据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和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之间的交换”，而赋予异化劳动“一种精确而科学的意义”；剩余价值理论，即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也是最难以理解的规律，这个规律“要求人们从活劳动那里，而不是从死劳动那里获取剩余价值……以这个规律为中介，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的自行灭亡”。(同上，第156页)阿隆深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这种分析同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资本主义因内部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灭亡”。(同上，第171页)毫无疑问，关于《资本论》的批判性与科学性，阿隆的文本解读是高屋建瓴和切中要害的，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 阿隆对《资本论》的“科学性”始终心存疑虑。他不理解：劳动价值论何以“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否定才能成立”？(同上，第158页)剩余价值的概念为什么不是通过经验的测量，而是根据现实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组织才能被历史地认识？(同上，第148页)资本主义的灭亡如何“不是因为其固有的不公正，而是通过其固有的不公正”才必然表现出来？(同上，第197页)这些困惑，让阿隆在《资本论》的批判性和科学性之间游移不定。最后，他只能迟疑表态：“在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时代性、历史的条件这个意义上”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学意义多于经济学意义”。(同上，第162-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