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4)04-0001-15 一、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来说，要想使事业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而具有登高望远功效的顶层理论建设具有更大的意义。理论建设的必要条件是从中国国情实际、文化特点和发展实践出发，在思想理论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勇于和善于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遗产，并进行自主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早在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欧“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就形成了许多解释自身经验的社会理论学说，其中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以及包括托克维尔、孔德、滕尼斯、齐美尔、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又形成了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但在迄今为止所形成的各种解释社会的学说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吉登斯在历数了诸多古典社会理论大家之后做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在当今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学者(如果从马克思著作具有更深刻的知识内容的角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1]2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到了“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1]4。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哲学学说，也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是极为宝贵的社会理论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开创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仍会显现出巨大的理论价值。但问题在于，我们同马克思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间，又跨越着东西方的空间，时空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并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话语当作理论公式拿过来套用，为今天的实践寻找现成的答案，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开发这一思想理论宝库。 在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一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属于社会思想的“史前阶段”，已经过时和失去了科学价值，真正开创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历史的是涂尔干和韦伯所属的那一代学者。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实际。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某个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采取何种态度，都绕不开马克思“幽灵”，特别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仍从不同方面和以不同方式得到回应和继承，不断提供着新的理论生长点，这说明马克思在今天仍是“活着的思想家”。还有一种情况同样说明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是不可磨灭的，即在苏联和东欧解体和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处于低潮时，一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纷纷离开马克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吉登斯也对马克思社会理论否定的成分多起来。但“每当资本主义国家贫富过分悬殊或重大经济危机出现时(经济危机的确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就会以契合时代要求的某种理论形式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即使那些平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判或拒斥态度的人也无法拒绝”[2]。这说明，解决当代发展问题是绕不开马克思理论的，人们会不断回到马克思，重新思考“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在国际国内发生过一些严重失误等情况，致使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在我国有一定影响，这在某些知识精英中有所表现。二是对传统、僵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前苏联很大影响，前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并严重败坏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声誉。其理论至今仍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对我国发生着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精髓。用这些僵化教条的理论去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则显得苍白无力；用它去进行理论教学和宣传，往往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西；用它去指导工作实践，则会发生偏颇和失误。所以在今天，僵化教条的理论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同样有害，我们有责任清除它。 但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还要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具体的文本研究上具体解决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以马克思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为此，笔者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今天生机勃勃的发展实践需要出发，以自觉的、主体的意识去审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同马克思时代相比，历史场景、实践水平已发生很大变化，相比之下，我们更站在时空高处。马克思思维的重要特点是，一切社会存在都具有实践性、历史性、暂时性，因而对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事物采取批判的态度，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当作教条和绝对化真理。他曾戏谑地对把他的理论当成教条的人说，如果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不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活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实的知识所取代。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73-74因此，我们要站在新的“现实生活面前”，从今天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出发，发掘马克思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又勇于“接着说”和“再出发”。 第二，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要经过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研究，是经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但不少研究难免打上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背景的印记。马克思的理论同我们今天对它的研究相比，不但时代条件不同，而且往往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对待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要下“本土化”创造性转换的功夫，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研究，具体考察其写作的学术背景和环境很重要。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感慨地说道，他所做的研究像面临地狱入口处一样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但受具体学术条件的限制，当时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占有的学术资料有限，又可能会受到当时欧洲具体学术氛围的影响。还有一点是，在马克思的浩繁著作中，有大量是在他逝世后直到20世纪上半叶陆续整理出版的，不少是草稿、提纲、读书笔记等等。这些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但这些著作并没经过马克思本人的严密加工和推敲，有些是后人整理的，因此我们今天不必拘泥于个别篇章和词句。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在他们几十年的学术探索中，经常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和“过错”。不无遗憾地说，今天我们虽然与马克思相隔一百多年，但我们思想水平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我们仍需向他虚心求教，但作为严肃科学的态度，我们也不必回避马克思某些探索中的失误和“过错”，要依据今天的学术成就、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加以订正，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