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4)04-0019-06 “空间转向”这种提法，大致是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并且奉法国哲学家福柯为旗手。不过，比较一致的看法均认为，“空间转向”的实际开端，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并且恰是在此时期，列斐伏尔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个始终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所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何谓“转向”？其次，什么“东西”在转向，它又转向了另外一种什么“东西”呢？最后，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转向”，它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者说，这样的“转向”，它的目的何在呢？还可以说，又是什么使得或“迫使”它不得不转向呢？ 在笔者看来，另一名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断裂”和“理论实践”，这三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空间转向”，也许会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理论实践”在广义上相当于一种“精神生产”，它生产的是一种认识，即生产的是那种(归根到底)被人们用来据以解释、揭示并寻求克服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的特殊认识。这样一来，它就或多或少地以自己如此这般的“生产方式”及其结果反映着社会中现存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最终还是社会的生产方式(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乃至通过各种复杂的中介)决定着理论实践的各种表现形式、决定着具体理论实践的现实差异性。因此，理论实践并不超乎于历史发展之上，恰如它是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层面一样，它只是在其中，是“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1]27，而且“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2]63。 同时，“理论实践”这个范畴，在阿尔都塞那里，又特指“给予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知识”[3]的实践。这就意味着：在阿尔都塞看来，诸如艺术、文学、宗教等形式，并不属于理论实践所涵盖的范围。换言之，虽然它们和理论实践一样，都是文化实践，但它们又是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实践。因此，不妨正过来说，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文学、艺术、宗教，等等，它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形式，都是文化实践，都是构成一定时代、时期、民族和社会中文化环境的要素，都是构成“我们的文化”之要素[4]221。 因此，所谓社会实践与具体理论实践的矛盾关系，既指经济实践与它的关系——归根到底决定着它，又指其他文化实践与它的矛盾关系，还指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与它的矛盾关系。正是这些矛盾关系，既构成了具体理论实践进行“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又构成了具体理论实践的认识对象。因此，上述“严格意义的知识”，恰恰只是关于对“这些现实的矛盾关系”的知识，是试图在思维领域将此关系再现出来的那种知识——理论恰恰是它所说明的事物的再现[2]91。 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这一短语中，起归根到底之决定作用的，就是“知识”而非“严格”了。因为“严格”只是表述此种“知识”对矛盾关系之认识的深入程度和由此“再现”的程度，而“知识”在此则指代它究竟是从哪里汲取了力量的——正是从理论实践与其他所有实践之矛盾关系中汲取力量的，因而，终归是从社会历史过程中汲取力量的[1]27。这样一来，它如何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去汲取什么样的力量，才规定着其生产的结果是严格，还是不严格；是“愈精确”，还是“愈粗陋”[1]27。 唯此，说一个具体的理论实践有它自己的总问题，就是在说，此时的这个总问题，正是由这一理论实践与(包围着它的)文化环境和支撑着该文化环境之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这一理论实践内的矛盾关系相互交织而界定的。因此，这一理论实践所凭借的去认识这些矛盾关系的方式，就绝不是“从无中产生”[1]27，而是由文化环境和支撑着该文化环境的物质基础所生产出的产物，它正是此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恰恰是现实冲突或矛盾，使得理论实践所凭借的方式得以可能，并由此或多或少地在理论实践的具体进程中，以或明显或隐藏的形式反映或再现出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或矛盾，简单地讲，就是文化环境与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将经济也视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形式[5]，就是将文化视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总体[6]，那么，此时的冲突或矛盾毋宁说就是构成整个文化环境或文化形态的那些要素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矛盾着的文化环境或文化形态，将理论实践的总问题生产出来。正过来说，即总问题，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是由社会历史过程或者说文化环境所建构并生发出来的存在。 这样一来，总问题这个范畴，就不再能仅囿于理论实践内部的范围中了，而是要被置于整个文化环境之中，被置于它与此环境的关系中予以界定。理论实践乃至任何文化实践也只能在继承前代“文化生产力”的意义上，去进行它们的“再创造”。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将“总问题”这个范畴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情境中，如果不将它和文化环境或文化形态相联系，总问题范畴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或者说，如果谁将总问题和理论实践同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及文化环境分割开，就意味着歪曲它们的本质和意义”[2]92。 无疑，作为此“文化生产力”中的一个要素，文化传统特别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传统，是沉淀在该社会中相对最“稳定”的结晶体：它是由很多代的积淀所构成的那种作为支撑着此文化环境的相对底层的要素，是一个几乎不间断的存在和一种“知识的总和”[2]93。当然，这样的传统并不是一个抽象、先验的存在，而是由诸如哲学传统、科学传统、文学传统、宗教传统、艺术传统等等……所共同构成的一个传统性力量凝聚或“凝固”于其中的“文化场域”。一般来说，正是这个文化场域，对存在于此文化环境中的任何一种具体文化实践，在既定时期的认识极限或上限，起着重要的构成性作用。或者说，这个文化场域，就是那任何具体的文化实践在开始其实践时，都必须牢牢植根于其中，并从中汲取力量的“文化数据库”，它为各具体的文化实践划定了一定的“空间”和界限[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此文化场域是具体文化实践一旦开始其运作，就无法绕开的“大写的总问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