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术史论界国际交流的频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开放的美术史丛书”等系列丛书陆续引进了一些国外重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著作，中国内地的美术史界也开始熟悉这些海外中国美术史学者及其著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逐渐为学界内外所重视，海外中国书法史研究也正在悄然成为书法研究中的显学。对海外汉学中的书法研究进行综述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有许多身在其中的华裔学者已经很好地做过这方面的梳理工作①。本文拟从“《兰亭序》研究”这一专题入手，概述北美和欧洲的书法研究者在相关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并初步比较他们与中国本土书法学界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从而进一步了解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的总体范式与方法论特色。 一、北美汉学中的《兰亭序》研究 北美(主要指美国、加拿大)是海外中国书法收藏与研究的重镇，然而，从北美已出版的有限的书法研究专著和已提交的博士论文情况看，他们大多注重北宋以后的中国书法史，研究隋唐以前的书法的力量较为薄弱。而在北美学者对于早期中国书法史的关注中，早期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他们对于《兰亭序》和“二王”的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局限。从笔者的检索情况看，北美的中国书法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出现以“兰亭序”为主题的研究专著或博士论文。在白谦慎、华人德于2000年合编的《兰亭论集》中，仅收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和白谦慎两篇北美学者关于《兰亭序》书法本身的文章，以及莱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钱南秀一篇文学史论文；十余年后，201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的“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只有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宋后楣一篇“外部研究”的论文。即便如此，韩文彬、白谦慎、宋后楣，乃至对中国书法素有研究的华裔学者方闻、傅申等人也都并非晋代书法史的研究专家。可以说，与日本学术界蔚成风气的《兰亭序》研究相比，北美这方面的研究力量显得非常薄弱。 北美中国书法研究之重北宋以降，与北美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不无联系。众所周知，由于从业者的数量极其弱小，北美的书法研究从属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范畴。而中国美术史研究在国内素有所谓“分期”者，即从事前期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往往以器物、考古、墓葬等为中心，而从事后期研究的学者则往往主攻文人卷轴画。这种情形在北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中更为明显。除了一些早期从事资料性质研究的汉学家，如罗樾(Max Loehr)或欧洲的喜龙仁(Osvald Siren)等尚且能够打通“分期”进行一种通史性的把握外，北美新一代的汉学家(除巫鸿等个别华裔学者外)则基本上以某一领域的“专家”式学术训练为主，如杰西卡·罗森、杨晓能等主攻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班宗华、高居翰、乔迅(Jonathan Hay)等主攻绘画史，不一而足。再者，从对于卷轴画的研究转向对于同时期书法的研究，也要远比跨越时代和领域研究王羲之相对容易得多。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恰如高居翰坦陈的那样：“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于书法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②高居翰用基于西方绘画所得的观赏经验来分析中国画的所谓“风格学”研究方法已经有众多追随者，但这种方法仍然不能自然地应用于书法研究，更遑论书法研究在西方学界形成规模了。或许，这也正是高居翰在他研究晚明绘画的巨著《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董其昌，却只字未提其书法；或是乔迅在其研究石涛的专著《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中对石涛的书法只是“一带而过”的原因；而即便华裔学者李铸晋，在对于赵孟頫这位画名为书名所掩的元代大家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中，也对赵孟頫的书法束之高阁，未置一词，而专究其画艺。这其中有多少出于对西方读者接受能力的考量不得而知，但书法研究在北美之寂寞，由此也可见一斑。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北美学界在《兰亭序》的研究领域是完全空白，更不能得出北美在《兰亭序》研究方面对学界没有任何启发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尽管北美学者没有撰写出有关《兰亭序》研究的专著，但却在很多书法研究著作中提及《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充分注意到了后世书家对《兰亭序》的接受。从细微之处入手、对“通史”写作不屑一顾、避免“标题党”等学术主张，正是北美学界与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些不同之处。可以说，《兰亭序》的意义体现在北美学者的中国书法史观之中，《兰亭序》研究也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为北美中国书法研究所触及。限于篇幅，笔者仅以美国为例，从两位美国学者的专著，即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的《米芾：中国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③和倪雅梅(Amy McNair)的《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④，来列举北美中国学视野中的《兰亭序》研究之特色。 在石慢对于米芾的研究中，“二王”和“兰亭序”始终是关键词。石慢显然充分注意到号称“宝晋斋”的米芾与“二王”和“兰亭序”的紧密关系。众所周知，米芾收藏了很多“二王”法书，一些临本几可乱真。但由于生在宋代，他无法一睹《兰亭序》的真容。不过，《兰亭序》还是通过褚遂良这个中介，从而与米芾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现存托名褚遂良的《兰亭序》至少有三本，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纸本，传为褚摹本；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绢本，传为褚临本，亦称“岭字从山本”；另有一绢本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以前两种流传更广的“褚系”《兰亭序》为例，虽对帖中字迹是否出于褚遂良诸多专家莫衷一是，但从两种版本的褚氏《兰亭序》卷后皆附有米芾题跋这一点看，米芾对褚遂良系统的《兰亭序》有过一种特殊的关注，甚至翁方纲怀疑前者即为米芾假托褚遂良所为。而在早于石慢著作约二十年，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也曾就此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黄绢本的米芾题跋为南宋时作伪⑤。而作为一册系统研究米芾书法的专著，《米芾：中国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对于《兰亭序》予以关切并展开论述，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