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先锋派艺术”的行家普遍认为架上画已经过时,甚至谈到绘画的死亡或艺术的终结。依此看来,架上画作为西方绘画的范式为时已久,其自身的限定性已经由人们探索开发了好几个世纪,恐怕不能再予以厚望,孕育出激动人心的新艺术了。当然,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不过,它把架上画视为由历史——或是社会——决定的绘画类型,而不是作为一种一般的艺术样式,这有助于我们展开对架上画的讨论。 我并不打算检验这种观点是否多少有点道理。首先,这是和当下实践有关的一种看法,而且有赖于下面这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虽然今天架上画家的数量可能还是远比湿壁画家、行为艺术家、马赛克细工师或观念艺术家等等都要多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著作都把架上画视为传统、僵化之物。另外,这种认为架上画过时的看法还试图预言未来——架上画注定要终结——对此需要像对待其他类似预言一样,保持警惕,那样才称得上是明智的。
图1 康定斯基,《印象第五号》(公园),布面油画,105×157cm,1911,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乔治蓬皮杜中心 我也不是来谈论架上画和它的构图法则的,或是着眼于这些法则在未来可能的运用。相反,我试图追索过去,回到源头以及这一绘画类型早期的发展。人们可以视架上画为19世纪沙龙绘画的延续或等同于德语的“tafelbild”或者法文的“tableau”。而我则几乎在同等意义上使用“easel picture”和“tableau”的。尽管如此,它们也还是有意义上的区分,即“easel picture”在20世纪的表现可能是非具象的或是抽象的,而“tableau”的早期应用是以具象主题为前提的。 虽说架上画“终结”或“消亡”之说早已喧声四起,可就在刚刚成为过去的20世纪初,现代主义之初及高潮期间,在西方艺术中架上画还享有绝对的优势,甚至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是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几乎所有主义采用的绘画类型。格莱兹[Albert Gleizes,1881-1953]和梅青格尔[Jean Metzinger,1883-1956]有意比较了“仅由于其所在地而存在”的湿壁画家的装饰作品,和立体派画家独立自足因其本身而存在的油画新作。你可以随身携带一幅画从教堂到起居室,从博物馆到你的书房而没有任何不便。这样一幅画是“基本独立的,必然完整的……它是一个有机体”。①
图2 拉斐尔,《卡尼贾尼圣母》,嵌板油画,131×107cm,1507,古画陈列馆,慕尼黑
图3 塞尚,《浴者》,布面油画,208×249cm,1898-1905,费城美术馆 在早期抽象艺术,如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或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的作品中,架上画的结构品质是活跃的、形式构成的一分子。康定斯基在他的《论艺术里的精神》[On the Spiritual in Art]中将自己的作品《印象第五号》(公园)[Impression No.v(Park)](图1)和拉斐尔[Raphael,1483-1520]的《卡尼贾尼圣母》[The Canigiani Madonna](图2)、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的《浴者》[Bathers](图3)对照,旨在强调伟大艺术的连续性:这三幅画都是矩形结构中的中心三角构图,不同的是画面主题。他写道,人们不再遵循这一古老准则,因为它已失去内在的意义或者说灵魂,沦为僵化的学院教条,是塞尚通过对构图的纯绘画性的强调使这些准则获得了新生。在康定斯基眼里,三角形是神秘的,作为艺术家组成画面的视觉语言、材料的实际用语的一部分,它能融入其他几何形式,如方形和圆形,垂直线和水平线,升降对角线等等。②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康定斯基的这些话表明了同样是我们“好的”传统的,即造型艺术遵循服从的造型准则,却直至塞尚的出现才进入到显著地位。这是一个我们难免经常遇到的论断。 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2007]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创造与之眼的心理学》[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1954年)和《中心的力量——视觉艺术中的构图研究》[The Power of the Center:a study of composition in the visual arts](1982年)对这一古老的准则进行了更为明确和系统的研究。虽然《艺术与视知觉》的议题颇为广泛,但仍是关于绘画构图形式品质的入门书。由于这本书基于康定斯基和包豪斯的传统,集中关注形式结构及其构成和表现的潜力,所以读起来更像是在为非具象或抽象艺术做注。阿恩海姆从一个圆盘开始陈述,这个圆盘出现在正方形内的不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