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挑战将人类置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类不是走向规模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灾难，就是抵达自由和幸福的乐土。艺术同样也处于一个转捩点，因为它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性质，摆脱了那种被错误地理解的历史的桎梏。人类的未来与艺术的未来相互紧密依存。艺术应在实现历史进步的期许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历史的进步乃是未来的艺术繁荣的必要条件。为了阐明这种相互依存，笔者首先要简略地界定自己如何理解经济史结构。然后概述笔者眼里所理解的艺术性质，最后再尝试评估明天的艺术将在未来历史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哲学：为何它是可能的？ 由于哲学史至少在欧洲通常被视为是今天研究哲学的唯一方式，历史哲学似乎是不可能从事的。师法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主张这一说法者，正遭到下述异议。历史是各种自由的决定及其相互影响的产物。因此，它是一个绝对偶然的现象，是不遵循任何规律——甚至包括或然率——的完全不可预见的各种事件链。哲学则关注必然之物。所以，历史不是哲学思考的固有对象。如果确实如此，论述艺术在历史中作用的这篇文章就没有任何理由存在。惟其如此，笔者将从论证历史哲学是可能存在的这一命题着手。 笔者试指出，历史哲学丝毫也不是一种先验理论(塞尔，2008)。它既不研讨必然之物，也不探索历史规律，更不是旨在预言事件。但它觅求解析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总体结构。历史进步和发展为何可能？克服这种表面矛盾的不二法门，乃是确认若干虽然是偶然的，却促使进步成为可能和必然之物的基本人类学事实。 显而易见，这类人类学事实是存在的。首先，人需要接续他们生活过程本身所依存的能量。他们必须有吃有喝。其次，他们并不自发地拥有自己所爱或所愿的东西。他们必须有某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努力获取这些手段。笔者将他们视为获得某种东西本身所必需的手段而从事的一切具体活动称为“劳动”。① 还应牢记第二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我们对于具有为我们提供愉悦和满足的重要和宝贵特点的各种活动的兴趣。我们将一切由于能为我们提供愉悦、快乐和满足或者因其自身价值而进行的活动统称为“娱乐”。② 笔者加以区别的两种人类活动不能用来将某些类型的活动进行分类。事实上，同一类型的活动可以通过作为手段的某个人或者作为目的本身的另一个人来进行。③此外，我们的活动的这两个特点并不相互排斥。同一个活动很可能既是保障我们生存的必要手段，又是为我们提供愉悦和满足的手段，尽管我们从事这样的活动除了获得愉悦和满足别无其他目的。譬如说，一个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很可能在从事他的专业时既能维持生计，又能从中获得极度的愉悦。不过，有些活动可以界定为“纯劳动”，也有些活动可以界定为“纯娱乐活动”。我们之所以从事“纯劳动”，只是因为它们是达到不同于其本身的某种目的的必要手段。反之，我们选择“纯娱乐活动”，乃是为了它们提供给我们的满足，或者是为了它们内在的价值(塞尔，1982-1983)。 这种区别使我们能够构想两个极端的脚本，其中一个表达最好的可能情况，另一个表达最坏的可能情况。第一个脚本与每个人都能完全投身于娱乐活动的情况相应，无论是因为娱乐活动与劳动相契合，抑或是因为劳动不复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支配的时间完全用于娱乐。在第二个脚本中，所有人都必须完全从事纯劳动，连续劳动24小时，以能维持下一个24小时的生活，如此循环往复。前一种情况无异于天堂，后一种情况则是地狱。 与这两个脚本相比较，第三个脚本也许更可能是人类历史写照。最初，人类并非生活在天堂里，而是生活在地狱里，或者生活在近似地狱的境况中。大多数文化都发展了这样的神话：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别发挥着核心作用，人逐步找回了失去的天堂。经济史哲学透过我们已经描述的人类学事实诠释这些神话。诸如此类的人类学事实使经济史哲学有可能描述历史-经济进步的结构。经济史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最初生活在并非是天堂般的境况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使其逐步减少“时间支出”中的纯劳动比例的智力和自然手段。因此，人能够进步而走向天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和经济进步”。④这种进步的主导理念，乃是必须使我们从劳动的重荷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地选择支配我们的有限时间的方式。换言之，经济史倾向于纯劳动将消失，让位于人人都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娱乐活动的境界。⑤这个目标原则上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人有能力通过技术发明和经济合作来改善劳动生产率。但是，不能满足于减少纯劳动；还应该利用可支配的多余娱乐时间来从事建设性的义务活动。这正是艺术用武之地，因为艺术是能够赋予人们生活以某种意义的活动之一，而且也许是最优雅和高贵的活动。但在更准确地确定这种作用之前，必须界定何谓艺术。 何谓艺术？ 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比前一个问题弱，其原因在于今天人们认为不可能确定艺术的本质。诚然，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家们无不试图界定艺术的本质和区分艺术类别。但是，习以为常给出的答案依然令人生疑，而各种艺术随着早期的抽象艺术的降临，以及稍后的达达主义代表杜尚的作品——被命名为《喷泉》的小便池和波普艺术领军人物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布里洛盒子》的问世，发生了彻底改变。面对这种挑战，纳尔逊·古德曼断言哲学家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应该提问的不是“何谓艺术”，而是“何时存在艺术”(古德曼，1992：87和100)。阿瑟·丹托则走得更远，宣称“无论什么都能称得上艺术”(2000：174)。如果这个论断是准确的，那么哲学家们不必再去研究艺术的本质，或者以悖论的方式来加以表达：艺术根本无本质可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