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变迁之一是西医东渐。福音医学、海关医生和专科医院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女性而言，“去医院就洋医”更是革命性的变革，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挑战传统中国“不就男医”的习俗，更挑战着中国女性“就洋男医”的伦理和价值底线。①本文拟以晚清杭州城内的女性“去医院就洋医”问题为个案，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晚清福音西医入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医疗选择？第二，何种原因促使传统中国“不就男医”的女患者“去医院就洋医”？第三，晚清杭州教会医院内女患者的医疗场景为何？第四，是否存在“以身体(疗身)换信仰(疗灵)”的身体政治或殖民权力关系？ 一、不就男医：晚清都市女性与她们的医疗问题 中国社会强调“礼乐治国”，阶级分明、伦理至上，“尊礼守礼”之下，男女有别、男女大防是最基本的相处之道。故此，在传统纲常伦理的制约下，中上阶层的成年已婚女性虽然在家中的仆女或亲友陪同下可以去寺庙上香礼佛，但其大都数活动空间仍被严格限制在家中；而对该阶层的未婚女性，尤其是及笄以后的女孩子言，除了元宵节这样的特定节日外，其活动场域基本以闺房为主，鲜有外出机会，更毋逞参与公共事务。而下层或底层女性虽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抛头露脸，劳碌家事，但恪守妇道、相夫教子亦是不可逾越的规矩。 晚清浙江省的情况基本如此，例如，1853年到达宁波传教士的海伦·倪维斯(Helen Nevius)观察到：“虽然较上层的中国女性很少在街上或公开场合中出现，但人们却可以再寺庙中经常遇见她们。”②杭州城的女性也不例外，她们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例如庙会、宗教节日时，才在公共场合出现。1885年8月7日的《北华捷报》曾刊登过一条非常有趣的消息，称：“观音菩萨”生日当天，杭城的诸多男女信徒云集庙中，凑巧的是，其中一座寺庙恰好挨着广济医院。当日梅腾更和梅夫人在西湖附近度假而不在医院，留守医院的是两位杭州籍的基督徒，他们在礼拜、传播福音时发现观音生日庙会对于他们传教非常不利，结果导致杭城男女信徒对医院的冲击。③这条消息一方面证实杭城的女性能够参与的公共事务是庙会、能够在场的公共场所是庙宇；另一方面则表明杭州地方旧有的宗教活动与西来的基督教之间的虽然能够并存，但冲突亦可能随时发生，预示着女性前往医院就医的某种障碍。 在此语境中，当女性患病或生产必须要诊疗时，“不就男医”是尊礼守礼的必然结果，即便是非专业的女性医护人员(如传统的三姑六婆中的“稳婆”、“药婆”等)，其欢迎程度亦远胜男性。④即便有一些案例必须要男性医务人员参与，则男性医务人员必须严苛恪守相关戒律。 相对于一般的医疗行为，女性的生产问题更为严苛限制男性参与其中。对此，李贞德指出：“宫廷中后妃分娩，女医或为主要看产者。一般平民妇女分娩，可能并无医者在场，而是由有生产经验的女性亲友协助。……医者多为男性，其实甚少直接参与生产，顶多在难产时才被请来。”⑤即便到了清末，女性生产时男性医生的参与度仍未提高。“至收生之事，中国男女之分既严，医生不便与他人之妇收生，惟有世人不以收生为贱役，或令此事既以医生之妇司之，凡有生产之家，即同请其夫妇共司是事。商酌办理。”⑥ 近代中西交通之后，传教士渡洋而来，他们划地筑屋，开教堂、办学校、创医院，给中国社会带来诸多冲击。在医疗方面，西医与中医的大相径庭给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带来了冲击，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医患紧张。教会医院墙高院深，大门紧闭；传教士医生多为男性，蓝眼高鼻，体多毛发，外形粗犷；十字架与手术刀并重；强调到院门诊或住院治疗；等等。这一切，都与传统中国的医疗行为大相径庭，令无数中国人无所适从，女性患者对此就更加彷徨不前。例如，广州第一家传教士医院——伯驾的眼科诊所开张第一天竟然一个病人都没有。非常吊诡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前去教会医院就洋医的却是一位女性——伯驾的眼科诊所在第二天迎来了第一位病人——一位贫穷女性。 对待男性洋医主导下的教会医疗机构，晚清中国的都市女性大致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宁愿病死亦不就洋医。第二种倾向是妇女愿意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洋医”。第三种倾向是中国妇女，尤其是贫穷的底层妇女，因为“免费就医、外科手术需要、洋医生能令盲人睁眼的口碑”等自愿前往医院就医。⑦这类例子在伯驾开办的医院中有诸多例子可说明。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有传教士已经注意到，诸多传教士到达中国后都已经看到女性病患甚至年长女性对医院或诊所的需求，但其就医行为往往受习俗约束，甚或因此产生偏见。例如，1845年到达宁波传教的医疗传教士麦嘉蒂(Dr.D.B.McCartee)很快注意到当地“患病的或年长的妇女有极大地去医院或诊所的需要”，但存在诸多困难。⑧再如，在山东威海的包玛丽(Mary Brown，M.D.)发现像中国这样受习俗和偏见制约的国家更加需要女医生，因为中国的“年轻女性更容易遭受习俗与偏见约束，而年长些的女性比较不受规范制约。”⑨而处于生育年龄的恰恰是年轻女性，她们在传统伦理的制约下更加不愿意去医院就医。伯驾的医院在1843年2月6日曾经有一位妇女产下一个女婴，但这是在“伯驾未到场”以及该孕妇因受枪击而被其丈夫送入院抢救的情况下发生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