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4)06-0060-12 古代中国曾在金融思想领域取得过光辉的成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因受所依托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限制，也存在着分析视角、范式、方法及问题聚焦等多方面的局限。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形态的内在变革对新式金融及其思想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推动了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西方金融思想(包括金融理论与制度知识)的传播也从外部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激励和参照。这一影响深远的转型不仅是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现代化的肇始，还对本土新式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过程也存在一些方法与效果上的局限。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助于深刻揭示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金融思想的演变规律和特点，还有助于在新时期更科学地引进和借鉴西方金融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然而，以往的近代经济史学研究对这一主题却缺乏系统梳理。晚清金融思想史的研究或偏重于介绍晚清金融思想的具体内容，未能深刻揭示这种思想转型与各种内外因素之间的关系(程霖，1998；叶世昌，2003；杨锦銮，2006)；或偏重于厘清西方金融学说传播并发挥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以考察本土思想的转变为核心(程霖，2005；翟海涛和何英，2008)。有关晚清经济和金融史的研究则甚少涉及理论和思想层面(杜恂诚，1991，孙建华，2008；燕红忠，2012)，或至少未曾关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金融思想现代化进程(林满红，2011)。这就为本文的讨论留下了置喙的余地。本文以晚清金融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考察对象，并将其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深入挖掘其发生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和合力作用，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了这一转型的目标、原因、模式、过程和特点。笔者认为，开放的环境是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在开放经济和文化交流环境中由内在经济发展需求和外来金融思想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结构复杂的大国，因此金融思想的转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因循”与“变通”兼顾的渐进过程，其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人态度的转变，而且金融思想的转型和落实需要各领域全面改革的配合，因此中央政府的认识转变和政策推动也至关重要。这也是晚晴金融思想转型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现代化趋向及其主要标志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实质和目标是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为适应新式经济形态和发展趋势，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必须谋求转变，通过建立新的金融理论与学科体系，为新式金融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传统金融思想的成就和局限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闪耀着天才的光辉。其中货币金融领域的学术讨论和政策思想尤为发达，堪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例如，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有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抨击通胀政策的实质是变相夺取民众财富；《管子》提出了含有货币数量说思想的轻重理论，分析了货币、谷物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间的动态均衡关系，主张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物价。宋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体系，当时学者如沈括和叶适等更是对货币流通速度和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此外，南宋和明清的“称提之法”以及元代的《钞币条画》等纸币管理思想也体系完备、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这些成就不仅为中国学者所总结和称道(胡寄窗，1981；叶世昌，2003)，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的承认和赞誉。例如，哈耶克曾多次引述中国古人的货币金融见解作为其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支撑，熊彼特则称赞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方法“无疑曾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图洛克也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货币政策的成功。① 但前述中外学者并不否认中国的传统金融思想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局限。例如，传统金融思想多混杂在政治和哲学的定性讨论中，在论证中不重视展示逻辑推理过程；未能发展出定量方法、科学范式与明晰的学科边界；分析视角多以君主而非个体为本位，致力于寻求问题导向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或制度安排，缺乏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的、自下而上的思考，并长期受制于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三大传统教条；很少系统地讨论工商业者关注的信用制度、风险配置方法和国际金融等问题。不单金融思想如此，中国经济思想整体的价值观与分析视角都迥异于西欧，现有研究多将这些差异归因于中国古代的特殊地理禀赋，及因此而产生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外贸依存度低等政治、经济特点。② (二)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和标志 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上述局限日益凸显，无法与新式经济形态和发展趋势相适应，亟待转型求变。思想界希望通过建立新式的金融理论与学科体系，为新式金融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以此为方向，这一转型有四个重要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