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6-0030-08 同任何类型的法制一样，中国传统司法也存在实体与程序问题，相应地也有主要用于解决实体问题的文书——判词，以及主要用于解决程序问题的文书——批词。两种文书都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程序文书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整体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批词而决定书(约1910-1921年)，由决定书而裁决书(约1922-1935年)，由裁决书而裁定书(约1935-1949年)这样几个阶段。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由批词向决定书演进的这个阶段。 一、清末司法审判中使用的主要程序文书——批词 经过清末法制变革及辛亥革命的国体更张后，传统司法体制下的程序文书批词逐渐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决定书。这样的演进过程在清末民初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清楚的表现。 批词，也称批语。是上级对下级呈上的各种禀文、呈文的批复文书。清朝，州县内各色人等有公务和私务，皆可采取呈文或禀文的方式向县令汇报，县令则采用批词的方式对各种事务发布指示。因此，批词批复的内容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各类纠纷或案件，但并非仅限于此。运用批词的主体既有州县正印官，也有州县以上的各级衙门长官。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年，随着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成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又加入到了运用批词的主体队伍当中。本文所要涉及的只是与各类案件审理有关的那部分批词。 批词大量存在州县官员的裁判文书专集中。清末民初代表性裁判专集主要有汪庆祺的《各省审判厅判牍》①、许文濬的《塔景亭案牍》②、直隶高等审判厅的《华洋诉讼判决录》③、佚名编辑的《最新司法判词》。④由于民国元年以后，近代法律制度逐渐取代了传统法律制度，因此，上述裁判文书专集中，除了《塔景亭案牍》、《各省审判厅判牍》还收录有1907至1912年间的批词外，其余已不再收有批词。 当然，裁判专集不收入批词与批词不存在了是两个不同的判断，但批词不再被裁判专集收入，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批词作为裁判文书的一种，已经不再使用了；二是批词在裁判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不再是一种为人所重视的使用频率很高的文书，故尽管这种文书仍然存在并被使用，但却不被裁判文书专集的编纂者收录了。无论哪种情形，都显示着批词从清初的广泛使用到清末、民国初期逐渐被废止不用的趋势。 传统司法实践中，批词多用于对呈控案件是否予以受理进行批示的环节。故有学者说：“批词在传统司法中是官府对于呈控案件是否予以受理的书面批示。批词除了明白告知当事人准理与否之外，也需要阐述其作出该裁决的理由……”⑤ 由于清末以前批词在州县官审理案件时被大量运用，加之运用批词往往是对案件是否受理进行的答复，因此，一般而言，批词所处的司法环节往往是案件整个诉讼程序之初始阶段，讼师与司法官员的首轮较量就从诉状与批词开始。司法官员们认为，人们到官府打官司的原因很多，除正常原因外，尚有种种诈伪情形。一篇好的批词，要能揭穿种种奸刁诈伪情形，使讼师不敢尝试其伎俩，做到不滥准滥驳，左翻右覆，以尽量减少那些本不应有的词讼；而且只要论证严密，就不怕当事人提起上告后被上级衙门驳回成案。这等于是司法官员为自己与讼师在接下来的交锋中奠定了胜算基础。 基于这样的认识，批词受到了司法官员相当的重视。乾隆年间名幕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专列“论批呈词”，论及自己制作批词的心得：“批发呈词，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方能语语中肯，事事适当，奸顽可以折服其心，讼师不敢尝试其伎。若滥准滥驳，左翻右覆，非冤伸无路，即波累无辜，呈词日积而日多矣！”⑥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予受理的批词，“必须将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恰当，庶民心畏服，如梦方醒，可免上控。此等批词，不妨放开手笔，畅所欲言，但须字字有所著落，不可堆砌浮词也。果能批驳透彻，即有刁徒上控，上司一览批词，胸中了然，虽妆饰呼冤，亦不准矣”。⑦ 批词还是当事人的讼师观察审判官员水平的窗口。通过批词，挑词架讼的讼师和健讼之人，如发觉批词者是办案的行家里手，就会偃旗息鼓；反之，如他们发觉办案者不能洞察案情，找准关键，就会抓住把柄，提起上控。正如万维翰在《幕学举要》中说：“批发词讼，虽属自理，其实是第一件得民心事。讼师奸民皆以此为尝试，若不能洞见肺腑，无以折服其心，或持论偏枯，立脚不稳，每致上控，小事化为大事，自理皆成宪件矣。即或不至上控，造入词讼册内亦难免驳查，故必能办理刑钱之案者，方可以批词。”⑧ 作为传统法律文书的一种重要类型，批词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批词末尾以“此批”“此复”作为结语，并因此而得名。其二，与另一种传统司法文书“判词”相比，批词受到的格式限制更少。虽然清末以前的判词并没有由法律对格式进行统一，但长期以来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格式体例。起码在判词中，大多要包含事实的叙述、审判的理由、依据的法律和最后的判决结果几部分。而批词则几乎不受格式规范的限制。字数多的可写千把字，少的则只有几个字；相应地，内容有繁有简，因批词制作者、案件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其三，批词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解决某些程序性问题而提出的处理意见，因此是在案件审理中制作的，目的是推动审判进程。最后，司法官员使用批词对案件的操控与主动干预性强，因此这种法律文书体现出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尤其是当司法官员运用批词驳回起诉时，由于传统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驳回起诉的条件，因此，在绝大多数这类司法批词中，基本上没有引用法律依据，完全是按照事理逻辑进行主观推理，或按伦常道德进行道德宣讲，最后以要么“情词支离”，“显系捏饰”，要么以“缺乏确证”，要么以其他道德原则为理由，不予立案。批词的行文给人以强烈的主观判断印象。这类例子在清代的批词中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