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4)04-0056-06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去政治化”的话语时常见诸学界的论述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引起程度不同的争论。从内涵上看，“去政治化”是与“政治化”、“泛政治化”相对立，而与“中性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相一致，这是一种以“淡化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价值中立”等为核心价值，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主张针对问题本身而尽量回避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取向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本文试图深入到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学、民族学、文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分析其“去政治化”话语，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一、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之辩 有学者认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德育基本是政治德育，德育服从于政治。这种观点认为，在关涉国家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学校德育更多的只是强调个人、集体与国家三者之间的服从关系，而对于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则涉及较少。但是，个人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法律关系，这与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有很大区别。问题在于，如果德育只是关注政治关系，而忽略人伦关系——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礼貌、礼仪教育都很缺失——那对于培养“有道德的人”的德育目标是极为不利的，也无法体现道德教育的本质。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世俗化道德说教方面也存在缺失。“要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确实找不到多少有力地建立我国现实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独尊马列，废黜本民族传统伦理文化不利于我们建设道德社会。”[1]为此，要恢复中国传统伦理学在德育中的地位，批判继承儒学伦理思想。从我国小学德育教学大纲的发展演变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德育教学大纲在不断地改革与发展，大致经历了“整顿调整—正式确立—深入改革—新课程改革”四个阶段。从最初的单一政治化培养到不断注入社会公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等新元素，更多地关注学生社会生活品德培养，政治化趋势不断减弱，呈现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 的确，“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左”倾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的功能，不仅给德育带来伤害，也严重影响到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小学德育大纲朝着“回归生活”的方向进行新一轮新课程改革，德育也越来越贴近儿童生活。显然，让德育回归生活是现代德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很多人对这种德育“去政治化”是非常赞赏并充满期待的。 但是也有些人走过了头。他们认为我国教育方针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定是“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在他们看来，我国的道德教育不应该只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性质，而必须与国际社会“接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全球化”、“国际化”、“时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道德教育就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分离。有学者主张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2]，认为这样有助于克服“政治化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以弱化、淡化或试图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定位于一种文化价值活动或中立性的社会工作。 或许这些观点是从受众的视角来考虑提高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问题，但是如此一来，对于引导人们对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容易产生误导。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指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道德教育理所当然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引领作用。恰恰在这一点上，“德育非政治化”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离开具体的社会形态，而从“一般社会”、“一般人性”出发，抽象地讨论道德教育，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我国道德教育的轨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政治”[3]。 二、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去政治化”之辩 2004年，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的论文，他在该文中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各国政府大致运用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来处理族群关系：一种是“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即把族群看做是政治集团，在政策引导中强调其整体性，突出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是“文化化”的政策导向，即把族群看作文化群体，在政策引导过程中，虽然也涉及少数族群的文化特征，但是尽量淡化其政治利益，不必过多凸显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两种政策导向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通过对欧洲、前苏联的历史考察——在他看来，这是“政治化”政策导向的范例——他认为“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容易强化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边界，由此带来的族群矛盾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暴力冲突甚至是国家分裂，这样的例子的确屡见不鲜。与此相成对照的是，美国采用的是“文化化”的政策导向，这种对待少数民族族群的政策导向，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形成，也促进了社会整合。由此，马戎认为，“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