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84 文献标识码：A 说起路易·阿尔都塞，学界共认他是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甚或是被拉克劳与墨菲正式命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不自觉的发动者①。本文并不想局限于这种流行定论，而强调他也是欧洲古典政治哲学的继承者，从而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甚至可以从中西文化传统比较角度或西方古典与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比较视野中，来对其思想进行透视与还原。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没有什么“离谱”或新奇之处，但确有一定的根据与价值。 阿尔都塞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日历上最具才华与原创性以及当代影响力的悲剧人物。阿氏路易称自己走的是一条与第二国际进化论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倒霉的继承者”斯大林体系大相径庭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提供给读者们的是一种严格的、而不是含糊与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正是这种新的马克思哲学解释框架才给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关于马克思的新表述进行思考，而完全不放弃对论述的严密与可理解性的需要②。这是对一度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法国思想界的一场革命。 阿尔都塞称是梅洛－庞蒂与越南的共产党员唐·狄克陶(Tran-Duc-Thao，也译陈德草)的严格的现象学让他走进哲学，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没有师父的”，他是靠他的好友马丁等极少数人的影响才进入其中的，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阿尔都塞令人震惊地且自负地在关于孟德斯鸠、弗洛伊德与拉康的书中写道：伟大哲学家都是弑父的，都是没有父亲的，因而是父亲的父亲，成为自己的父亲。“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天生没有父亲的，他们生活在孤独中，在理论上与世隔绝，面对世界做着单枪匹马的冒险。是的，我不曾有过父亲，而且没完没了地扮演着父亲的父亲”。③他似乎悟透天机而挺身而出说：我们可以作为父亲的父亲，作为马克思的父亲，帮助马克思表述他本人并没有表述好的思想。“我们可以真正使马克思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而不像萨特那样认为“现成存在着一个我们同时代人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内部引起的一场小小的“知识”革命④。 阿尔都塞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与欧洲哲学史的断裂关系(即著名的认识论断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本人有一个前后的“认识论断裂”，另一方面则将马克思基于新的哲学问题式而引发的哲学变革看成是认识论断裂的结果，认为“认识发展的现实历史今天在我们看来要受到与神学关于理性宗教的胜利的这种愿望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我们现在开始把这种历史理解为具有彻底的非连续性(例如当一门新的科学在先前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脱颖而出的时候)和深刻变化的历史。这引起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虽然承认各认识领域断裂的时候却开创出新逻辑的统治，这种新逻辑远不是旧逻辑的简单发展、‘真理’或颠倒，而是真正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⑤在认识论断裂中出场的不再是人的主体与现成自然客体的对峙，而是一种非主体的客观的社会实践结构所呈现和生成出来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认识论的根基性革命，一方面表现在批判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构成的意识形态主体和意识形态无意识再生产与再现社会权力关系的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等同于批判社会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是以“两步走”的方式既解构又实现了哲学自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尔都塞何以要通过重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开始认识论的重建了。在突出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欧洲哲学传统有着根本区别的同时，他表面上恢复了更加教条的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却“偷天换日”、“瞒天过海”般地把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置换成自己所强调的哲学只有作为一种特殊理论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活动才能实现的原则，从而更深刻地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阿尔都塞看来，我们完全可以用斯宾诺莎的“表现”(expression)一词作为马克思全部哲学认识论革命的关键性概念。斯宾诺莎的“表现”具有三重性结构意义：实体表现自身，属性为实体的表现，实体的本质被表现于属性。在其中，三项中的任何一项作为另外两项的中间项，以三段论方式连接另外两项⑥。这就是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结构因果性本身。马克思哲学认识论革命就在于它发现了这种结构性因果性表现概念，这是一种区别于黑格尔关于内在本质的表现性因果关系与近代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因果关系的新问题视野。认识论只能是通过一种凝缩和移植的方式重构缺席的不在场的本质：“这里说的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作用不是外在于结构的，作用不是结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的那些预先存在的对象、要素、空间。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⑦这种非主体、非历史的结构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论主体的本真性与合法性地位，这就实际取消了主体角度的反思批判立场，从而导致了变相的不可知论。也就是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无意间“复活”了马赫主义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与倒退，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哲学用意的。这既是用隐蔽方式对根深蒂固的苏联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瓦解，更是对更为强大的、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哲学基础——基督教神学论、逻格斯中心论、即“在场的”形而上学主体论的颠覆。当然，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并不是在不可知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缺失，也不是在逻格斯主义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于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偶在性”或“情境性”)意义上指认本体论的客观存在与历史辩证法矛盾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将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了矛盾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有层次的、有界限的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 阿尔都塞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革命意义，这只是表面的策略，其深层意图却是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政治传统渊源。阿氏称自己虽然是无师自通的，但通向马克思之路实际上还是有其先驱与领路者。这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他甚至认为，如果马克思当年不是跟着黑格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而是沿着近代政治哲学传统往前发展，会更容易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他确信，马克思通过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并不完全对头，他们“既提供了支点，又构成了认识论障碍”⑧。他很看重马克思的前辈伊壁鸠鲁、斯宾诺莎、霍布斯、马基雅维里、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传统。借中式说法，在阿尔都塞眼中，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卢梭、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诸公皆是西方思想史上“拘而演周易、厄而作春秋、放逐赋《离骚》、囚而说难”的“倜傥非常之人”(太史公《报任安书》语)。马克思与列宁者实乃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之中的法家：“国家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青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说过：国家决非老年黑格尔所美言之“行走于地面的善物”，实乃阶级斗争之暴力机关耳！中国古人于此早已有言在先。孟子似古代东方黑格尔称国家要行“王道善治”，而荀子则“兼尚霸道”(语见梁启雄《荀子简释》)。韩非子续荀子之霸术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五蠹》)。由此来看，东西古今政治哲学上确实同样有王/霸与儒/法之泾渭区别，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确实很自觉地把自己的学问视为自马基雅维里到马克思力主阶级霸术之法家继承者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