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语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开篇说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① 刚好100年后，即1967年，法国人居伊·德波在《奇观社会》一书的开篇套用马克思的句式说：“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庞大的奇观堆积。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象。”② 还有让·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1970)的开篇对马克思的“堆积”景观同样做了一个“仿写”：“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③ 三个开篇的点题之语同出一脉，构成了对商品社会一个触目的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描述。这就是物的空前丰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奇观化形象的堆积。虽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指证说，在马克思的时代，所谓的“商品堆积”还主要属于一种现代性景观，在那里，在商品身上，在商品作为符号的价值结构中，能指和所指还以某种相对稳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在德波和鲍德里亚的时代，所谓的“奇观堆积”已经是一种后现代景观，在那里，商品的符号价值已经覆盖了它的使用价值，奇观本身成为能指的靡集之地，且只是能指链的滑行——但这一貌似的“时代断裂”乃至“认识论断裂”并不能掩盖各自在论题上的连续性。相反，围绕着物和形象“堆积”的景观，三个人的思考恰好构成了一个“知识谱系”，这个谱系共同的知识关联点就在于：不论是所谓的“商品堆积”，还是所谓的“奇观堆积”或物质“丰盛”，它们所说的都不是单纯的物、商品或奇观的无所不在，而是这种无所不在在现今的时代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亦即它们触目的在场性、它们的在场方式，以及它们的幽灵式运作，已经构成某种社会形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的呈现。现在，重要的不是物、商品或奇观的无所不在，而是它们的在场性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结晶化和组织化，是它们对人的社会认知和形象确认的操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历史现实和欲望之真实的遮蔽，而这一切的发生恰恰与商品和物本身的编码系统有关，与它们的在场性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能指化和奇观化运作有关，换言之，与物或商品作为拜物对象在幻化中引发的价值升华有关。 马克思用“fetishism”(拜物教)一词来命名商品的幻化，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里启动了对它的全面批判。“拜物教的秘密”，马克思的这个提法昭示了其批判话语的双重运作，即“秘密”这个词应当在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它既指拜物教及其构成的“秘密”，也指对“拜物教的秘密”的揭秘或解密。对拜物教及其构成的“秘密”的揭示同时就是对它的解密，或者说对作为拜物对象的商品的神秘特性的揭露同时就是对它的去神秘化，这是同一个步骤的两面，例如当马克思说拜物教是现实的一种颠倒的时候，那个被颠倒的现实同时就在这个言说中再次被颠倒过来了。 不过，对于“fetishism”这个词，汉语世界还流行另外一个译法：“恋物癖”(有时也译作“物恋”)。同一个外来词在翻译中的这一差异化并非全无意义，它恰好显示了不同的论述语境，显示了不同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构架，简单地说，它显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处理“fetishism”现象时的不同“求真”意志。 例如，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整个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上的，他的目的是借此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不只是商品生产的秘密，还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秘密，拜物教则作为遮蔽/暴露秘密的纽结点而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症状，因而他的批判是对社会的症状式阅读。 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总体性内部的一个构成要素，它也会参与到总体性的运作当中，造成对总体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的遮蔽，其结果就是社会和主体的“异化”——虽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较少使用这个词。那么对主体而言，这一幻化和异化的现实境况在他身上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在一个拜物教的社会里，“物”对主体的切割是怎么完成的？如果说拜物教是一个遮蔽现实的机制，那它同时也是一个令主体“遗忘”现实的机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话语重在前一方面，那精神分析话语就是从后一方面来切入的。与马克思主义关注从社会生产的层面去揭示拜物教的秘密不同，精神分析学关注的是恋物主体在对象身上的欲望运作，例如主体何以会痴迷于拜物/恋物式的消费，主体在此种消费中是如何完成“物”的升华和欲望的转移的，主体对“物”及其意义的认同是如何实现的。这同样是一种症状阅读，不过所阅读的是主体的症状、欲望的症状；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揭示“Fetishism”的秘密，但路径不再是社会生产，而是主体的力比多投注。 然而，虽然路径不同，虽然各自的阐释模式迥然有别，两者之间却可以形成对接。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直接加以嫁接。“拜物教”和“恋物癖”毕竟是不同的两套话语，其切入现象的角度、所关注的问题以及阐释技术终究有很大差异，我们如果想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有效的对接，就需要对双方做“中介化”的运作，在它们之间发展出可相互嵌入的切面或平台。 具体地说，在马克思的拜物教话语和精神分析学的恋物癖话语之间，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符号学就可以充当这样的涉渡之舟，为嫁接提供一个中介场域，因为这两个话语都涉及一个符号化的“物体系”，都涉及物的奇观化。就是说，通过作为对象的物神，通过这个符号学的界面，两套话语是可以交会的，同时又可以在各自的范围里发挥其批判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