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有限的生活财富的世界中，交织于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规则必然基于财富的一种交换和分配，形成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规则。由此，我们认识到了一个社会的最基本概念——所有权。它指涉的问题是：谁应该是所有者？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所有权的产生和国家萌芽的出现是同时的。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探讨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体制可以从“谁应该是所有者”和从“应该是私有财产还是公有财产”两个角度去研究。前者关乎所有权取得的合理和公正，后者关乎社会制度的合理和正义。一般说来，斯密是以私有财产所有权制度为前提条件，围绕私有财产和需要问题，回答了前一个问题，但没有回答后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可能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中获得。 一、对“亚当·斯密问题”的重构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看，所有权人与无所有权人的分化必然催生一个不再承认所有权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斯密等人的评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存在私有财产和工人需要的悖论，认为市民式的自私自利能够保证与公共利益先天和谐，这是一种幻象。斯密的自然自由原理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学说注定满足不了任何一个阶级的要求：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没有财产的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7页)；因而，“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且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同上，第230页) 马克思试图解释国民经济学的富裕神话破产的制度根源。其解释的重点是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造成社会贫困化，并由于通过所有权这样一种人与物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造成对工人人格的凌辱。国民经济学家承认：“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同上)可见，直接生产者与依靠剩余生产生活的人之间发生分化，产生了阶级对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给特定的阶级带来的具体结果，在本质上绝不是像斯密所讲的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把这个世界在特定的阶级的人中间交换利益的方式称为不公正就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意义。可以肯定，马克思既不是从外在于社会的现实而用先验正义的秩序来评判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将对人的本质活动的分析蜕变为实证研究。重视实证研究的人不会认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马克思体验了这种对人的否定，并做了清晰表达。在这里，我们引用这诸多表述中的一处：“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0页) 若我们在这里将人道主义批判理解为所有制正义批判，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会增进对马克思阅读斯密等人的著作的方法论原则的透彻理解。人们常说，激进的人道主义批判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基调。在提到这种人道主义时，人们都相信马克思忠实地按照古典经济学派著作的逻辑，将它的潜在的反人道主义的老底揭露出来。但这种阅读就像阿尔都塞说的那样是通过意识形态栅栏来阅读的。阿尔都塞尖锐地指出，这不行，因为用这种阅读方法根本无法体察马克思所提出的古典经济学没有表述出来的问题。相反，这种阅读是沿袭“旧的问题”，局限于“旧的‘视野’”。因此，不能触及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或许存在着对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的问题的重要回答”。(参见阿尔都塞，第22页)这个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如何与财产使用权所隶属的所有权的社会功能(参见李惠斌，第30－33页)相互协调。 与此同时，我们对斯密的《国富论》的阅读也存在这种障碍。在今天，人们会说这部著作早已没有现实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因为与这部著作相对应的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特殊问题意识变了。事情固然是这样，但我们既不能因此把它看成从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对当时经济政策的一个批评，也不能把它看成在正义问题上旨在找到一种能够使得财富的不平等与给被市场淘汰的人提供给养这两者并行不悖的市场机制的探讨。 在我们看来，现代经济学始于斯密这一开创性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以来，其对资本主义成长史理论上的贡献至今尚需进一步挖掘，赋予它以新的重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它的“阅读”缺乏一种可以称为道德或人道主义的维度。譬如，有人主张，斯密忽视了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诉求与工人的需要诉求的正义问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所有解释斯密的著作，都把《国富论》看作一部关于现实科学问题的经济学圣典，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基于自然自由原理上的权利的话语。而这种权利话语占支配地位，会出现德性与财富的冲突。与此同时，有人仅仅把《道德情操论》看作斯密的“正义论”，看作寻找道德或人道主义的德性话语；这两种解释都把这两种话语框架分割开来。也就是说，那些选择强调斯密《国富论》中的自利原理的人会认为，他们面对着的是分水岭那一边选择了支持人道主义或所谓“严格正义的”斯密解释的人。于是，人们就面临着一个已经被看作是“亚当·斯密问题”的问题：由于他首先保护了个人主义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忽略了使用权的社会伦理义务，引致他对市场经济描述的困难。人们对他的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是否能够统一深表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