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来，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已经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关注，成为当前东方问题研究景象热之一角。自近代以来东方国家长期被认为是停滞与落后，各项指标乏善可陈，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各地区中脱颖而出，犹如烈火中的凤凰在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与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为世界贡献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东方国家复兴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区域史的长远视角探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文化基础、进程、趋势与影响，重新评估过去的历史，把握向未来发展延伸的时代方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艰巨课题，也是东方历史研究中极具价值的内容。 一、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存在鲜明的区域意识，成为联系各国、塑造各国传统国家关系的精神纽带。所谓区域意识，是指东亚国家超越个人、民族与国家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东亚各国由分散走向联合与交流的意识，是渴望发展与联合的地区思想、情感与意愿。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在联系、交流与互动中逐步发展，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而突破地域的界限走向世界。从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和文明中心来看，各主要文明区域都有自己的区域意识。东亚区域意识自周代就已经存在，其思想理论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尚书·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和荒服)和九州的划分。儒家经典《礼记》中有天下“方三千里”、《周礼》中有天下“方万里”之说。无论天下“方三千里”、“方五千里”还是“方万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对区域的基本看法，突出的是东亚大陆的地理空间形势特征，对后来区域意识的发展、形成与扩大产生重要影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①是当时的天下观，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和视野所及。后来的《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划天下为十二州之说，至迟到周代已经形成天下、中国、四海、九州等概念。 东亚区域意识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反映人类认识逐渐深化和历史的升进趋势。秦汉帝国的建立，在东亚出现了区域性的统一的帝国，使中国的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远远突破了九州的界限，开始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可视为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海上交通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便利了经济、文化交流，使东亚各国从分裂、分散向相互联系与交往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史是作为过去四千年东亚文明的中心独自展开的，周边的东亚诸民族以此文明为母胎展开自己文明的。”③这反映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态。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北方陷入了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动荡，对外交往受到限制。 隋唐时期东亚区域意识臻于成熟与稳定，构成东亚区域意识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隋唐时期东亚是世界古典文明发展的典范，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天朝礼制体系”将朝鲜、日本等国吸收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引进中国的官制、学制、礼制、儒学、田制以及税制、法律、文学、史学、艺术、科技、佛教、建筑与书法，以及天命观念与灾异祥瑞思想，促进了社会的变迁。日本学者认为，“在一般文化摄取方面，日本、朝鲜最为积极”④。在遣唐使赴唐最盛时期，许多日本人冒着航海危险最终到达唐都长安，以积极摄取佛教文化为使命，通过使节、留学生、留学僧在唐的国际交流，致力于加入东亚国际社会⑤。更为重要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汉字文化与儒学成为联系域内各围的思想纽带。中国唐朝对东亚世界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有学者指出：“唐朝是中国诸王朝在东亚世界具有极强世界帝国性格的王朝。”⑥从当时隋唐帝国对周边国家影响来看，日本和朝鲜两国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充实自己，表现出博采异域、勇学先进的进取精神，同时他们的自主性也在增强。“唐代的天下观念，是唐王朝实际支配所及的领域”⑦。取古今中外有益之物而用之，兼收并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探讨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形成和发展，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东亚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联系当中去理解和把握。西部的高山峻岭，北部的寒冷大漠，东部的浩瀚海洋，把东亚地区阻隔成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单元，因而在空间上只能与邻近国家发生交往，文化交流活动最初在近距离国家间进行。东亚古典农业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数千年来发展绵延，未曾中断。公元6000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培育出粟、黍、小麦、高粱、大豆、水稻等农业作物，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全面影响。⑧不仅中国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他国家也彼此进行有无相通的贸易活动，推动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共同推动古代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的形成。从长时段来看，东亚国家间的联系是紧密而频繁的，因为中国长期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各国交往有利，各国愿意以东亚一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秩序当中，寻找自己利益的最佳位置与利益交汇点。 隋唐时期形成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可谓是古代经济共同体，或称经济的东亚。任何时代，经济、文化与制度都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三大基本力量。在东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交往的中心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与持久，对外影响的深远与广阔，以及它在多方面的建树为东亚区域意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社会功能条件。经济的巨大力量将东亚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当时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与外交联系异常频繁，江苏楚州(淮安)是新罗人的居住地，设有“新罗坊”，实行自治。新罗商船也从扬州、苏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港口航行达日本⑨。尽管为交流需要克服来自自然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诸多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毕竟满足了各自的实际需求，为各自的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在东方农业文明形态下出现的区域交流行为与思想，是不同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理由很简单，这里存在长期的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结构——“天朝礼制体系”。它的本质是和平、联系与互惠，与欧洲单方面攫取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两嵨定生指出，律令、儒学、佛教、汉字是构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要素⑩。东亚地区存在持续已久的区域秩序与意识，存在一个范围广阔的经济圈，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产生联合的思想、情感与意愿，这种情况在东亚表现得异常明显。它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南亚。这或许是东亚不同于其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