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青年“家庭—工作”冲突及其影响因素 风笑天 乌静 文章基于全国五城市已婚青年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孩子为标准将在职青年分为两组，分别探讨其“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无孩子的青年而言，夫妻关系对“家庭—工作”的冲突有显著影响，夫妻关系越好，“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越低；对于有孩子的青年，除夫妻关系外，职业特征、职业价值观和育儿观念分歧对“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亦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那些夫妻关系越差、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将工作视为自我实现方式的，以及与父母在育儿观念上存在分歧的青年，“家庭—工作”冲突的程度越高。在控制变量中，因为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家庭照顾在男性的职业连续性上可能没有造成客观结果的变化，但身处家庭中的男性也感受到了其中的精神压力，因此“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没有显示出性别上的显著差异。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释和推测，可靠性仍有待于后续研究结果的检验。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家庭—工作”冲突的测量上，加入主观与客观维度的区分或许是今后研究进一步扩展的路径。 摘自《北京青年研究》，2014.3.20～28 就业匹配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 王子成 杨伟国 文章利用大学生就业质量调查数据，探讨了就业匹配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匹配对大学生工资和就业稳定性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过度教育对起薪有显著负效应，相对于适度教育者，过度教育者的起薪要低18.4%，过度教育者当前的工资水平也要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低约15.8%。专业匹配对大学生起薪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提升大学生当前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与专业不匹配者相比，专业严格匹配的大学毕业生其当前工资水平要高出17.85%，而专业大致匹配者也要高出6.71%。而能岗匹配者的起薪要显著高于低能高配者，不过能力匹配对大学生当前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大学生工作稳定性来讲，过度教育者的就业稳定性较差，出现跳槽的概率较高，专业严格匹配者的跳槽率高于专业不匹配者，而高能低配者的跳槽概率要显著高于低能高配者。因此，实现大学生更高质量就业目标，需要构建政府、用人单位、高校等多位一体的就业促进机制，提升大学生就业匹配质量。 摘自《教育与经济》（武汉），2014.3.44～52，57 儿童文学与儿童社会性发展 廖秀云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关注的却是儿童生命的真实存在，而这种真实的生命存在又是社会性发展的基础条件。童年还是社会性发展关键期，儿童生命存在就成了儿童文学和社会性发展的交汇点。儿童文学、儿童社会性发展都源于儿童发展的需要。儿童的成长有作为生物的生理需要，更有顺应世界的社会需要。儿童发展需要成为儿童文学和社会性发展存在的根本点。儿童文学寄予了人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期待。直白地说，这种美好的文化理想、“人化设计”和“文化规范”就是儿童文学寄予的人类社会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期待。儿童文学让儿童的社会性情感体验变得皆有可能。儿童文学绝不是“小儿科”，它以儿童喜闻乐见的独特而生动的艺术形式，以其蕴藏的深厚文化、丰富情感、深刻内涵、博大情怀、广阔视野让儿童的社会性情感体验变得无所不能而高效。儿童文学是儿童社会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幼儿园和某些教育机构里，会专门组织儿童社会教育的相关活动，在这些专门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儿童文学已成为幼儿工作者首选的教学材料。 摘自《社会科学家》（桂林），2014.6.137～141 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语言使用调查报告 劲松 朱盈梅 文章考察了北京城区本地青年人的语言使用和与之相关的诸多因素，结合调查中各项结果发现，社会属性对被访者的语言使用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女性和高学历人群更愿意向权威语言靠拢，更容易失去方言口音；父母和配偶对语言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内城区的青年人对本地话感情更深，保持得更好。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北京城区青年人语言使用特殊的地方。第一，北京城区青年人选择北京话的原因主要在情感方面，选择普通话的原因主要在实用方面，排斥自己方言和排斥普通话的人都非常少。第二，低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对北京话评价更高，且热衷于使用方言，方言保持也更好。这种情况主要源于青年人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彰显，一定程度上也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隐性对立有关。第三，学历低的群体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草根阶层”，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普通话的强烈向往，而是更多地表达了对北京话的偏爱和支持，也没有在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语言选择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因拥有北京人的身份而普遍比较自信。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14.4.26～31 儿童反抗父母控制的产生机制：基于生态系统论的视角 赵乐 陈旭 在父母不同控制方式的影响下，儿童对父母控制的感知以及对同一性和规则的日益关注，使他们逐渐学会权衡规则和个人愿望，并认识到一些情境可能有反抗父母控制的合理依据，进而在与儿童愿望相冲突的情境中对父母控制进行反抗。将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深化。第一，改进测量方法以深化儿童反抗父母控制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明确的关于儿童反抗父母控制的界定和测量方法，尤其缺乏适合年幼儿童的测量工具，以便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探讨儿童反抗父母控制的发展轨迹及机制。第二，针对不同社会领域的规则来分别探讨年幼儿童对父母控制的反抗。大多数青少年认可父母在道德领域、习俗领域以及谨慎领域的控制，青少年反抗父母控制主要发生在模棱两可的个人领域与父母争夺控制权。但很少有研究从不同的领域规则针对年幼儿童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关注儿童反抗父母控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检验父母控制与儿童方面性别差异的关系，以及这种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影响可能尤为重要。第四，关注儿童反抗父母控制的跨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