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进程中的成年:当代青年对成年标志的选择及认知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小璐(1979~),湖北荆门人,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江苏 南京 210095

原文出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依据成年标志量表,对南京城市在职青年的成年标志认同及认知进行考察。发现处于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青年具有多元化的成年标志认同,其对个人独立的诉求与对家庭责任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认同的内在逻辑结构出发,成年标志可被区分为主观认知型与客观事实型。由于社会文化规范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互作用,主观成年认知与客观过渡事实之间的关联被弱化,以往生理、心理、社会合而为一的过渡模式不复存在,个体的成年认知呈现出碎片化的图景,从而也延缓了其成年身份的获得。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4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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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4)04-0060-07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批孩子已经成长为二三十岁的青年。随着他们逐步融入社会,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也日益增多,其中不乏一些负面评价。简而言之,这一代年轻人被视为“只为自己着想”的“不愿长大的一代”,“成年”似乎不再是顺理成章的生命节点,也不再是责任担当的代名词。那么当下年轻人的成年之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成年”又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不同于相对简单社会里的个体可借“成人礼”对是否成年做出明确的区隔(Hogan & Astone,1986),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发现对成年做出清晰的界定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技术世界的文明中,年轻人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海洋中找寻方向”(拉葛雷,2007:19~24),一些人经历着从依赖到独立再到依赖这种“溜溜球式”(yo-yo-ization)的后传统生命历程样态。西方的研究者指出,激进的社会变迁使得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界限不再“一刀切”,向成年的过渡也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的、碎片化的和个体化的(Horowitz & Bromnick,2007)。毫无疑问,向成年过渡境况和模式的剧烈变化也会影响到年轻人对于“成年”的认知。最直接的体现是他们所选择的成年标志不再聚焦于生命历程中一系列的角色过渡,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特别强调基于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相应地,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自己并未达致完全的成年,而是处于“成年”与“非成年”之间。

       由此可见,对成年认知尤其是成年标志的考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变迁与青年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和内在张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斯梅尔瑟就已关注到社会变迁对个体成年的影响,将影响因素归结为经济、家庭及制度等方面的变化(拉葛雷,2007:3)。后续“向成年过渡”(transition to adulthood)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兴起,则进一步指出向成年过渡的延缓是与个体化的轨迹相伴而生的。个体向成年过渡轨迹的多样化,会导致不确定性风险的产生,个人将不得不独自承担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风险,包括自由选择、社会威胁和强制的新形式、生存方式的不可预测、传统价值期望的不相干性等等。所以,在个体化的社会中,个体的个性观念以及对个人发展与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拉葛雷,2007:17~24)。

       就成年标志而言,当前个体化最显著的表征是年轻人从注重角色的过渡转向了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以往,客观过渡事件及其相对应的年龄是向成年过渡的参考系,如完成学业、离开父母家单独居住、参加全日制工作、结婚、初次生育(Shanahan,2000;Marini,1984),一旦个体经历这些事件并完成了相应的角色转换,即被视为迈入了成年的门槛。其中,结婚是角色过渡维度里最为重要的成年标志,原因在于婚姻与向成年过渡的诸多方面相匹配,包括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发生性关系、脱离出生家庭等。然而当社会变迁导致各事件之间原本紧密的内在联系解散之后,婚姻所具有的成年意义也随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心理的、主观的个人主义成年标志(Furstenberg,2000;Cote & Bynner,2008)。

       有研究者认为成年标志在角色过渡与独立自主维度上的差异,实质上彰显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Arnett,1998;2000;2001)。所谓集体主义,诸如团结、为他人着想,与他人融洽相处等观念,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如中国传统文化通常就被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所谓个人主义则被宽泛地定义为情感上独立于群体,缺乏对他人观点的关注,较少关心家庭和亲人,个体通常被鼓励在情感上和社会上取得独立,其指向个人主义的责任,即强调为自己负责而不是为别人,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意味(Arnett,1998)。因此,有研究者提示需要注意这种个人主义责任与传统文化中“给予”“保护”和“生育”那些指向他人的责任之间存在的不一致(Gilmore,1990;Galland,2003)。

       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年轻人到底如何看待成年?上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峙的二分法将中国社会文化等同于集体主义文化,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更多地选择以角色过渡作为成年标志的观点,无疑过于草率和简单。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也遭遇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社会变迁,这使得中国年轻人从绝对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拉葛雷,2007:208~210)。阎云翔对下岬村新的社会现实的考察显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尽管逻辑基础和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个体化的转型,个体公民能更多的流动、选择和自由;与此同时,可能也会存在因将个人主义等同于功利个人主义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新的个体主义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阎云翔,2012:32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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