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青年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梁海艳(1986— ),男,云南曲靖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发展(北京 100872);阳茂庆(1976— ),男,湖南永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昆明 650092)。

原文出处:
人口与发展

内容提要: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做了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从通婚圈角度看,“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4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4)03-0043-09

       1 引言

       通婚圈指个体选择配偶的范围,包括可能选择的地域范围和群体范围。一般可以从地理距离(通婚半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韦美神,2008;李晓霞,2004)。李若建(1992)认为在制度性的择偶中,择偶范围被称为通婚圈,并将其分为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翟振武和段成荣(2006)认为分析夫妻户口登记地情况也可以看出通婚圈的大小。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只能从配偶或者意愿中的配偶家庭所在地与本人家庭所在地是否跨越某一行政区域来度量通婚圈的大小,本文通婚圈是指地域范围。

       国外在研究婚姻匹配时提出趋同论,认为个体趋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种族等属性相近的异性为配偶。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也认为“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古德,1986)。法国1990年290万移民组成的家庭中,有1/3以上已经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双方均为移民的则多数为族内婚(即夫妻双方均来自同一国家),其婚配概率为90%(王家宝,2005)。

       国内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通婚圈发展态势判断、变化原因和社会影响。通婚圈发展态势存在四种判断。第一,通婚圈扩大。代表学者有:段成荣(2003)、刘传江(1991)、王金玲(1992)、黄佩芳(2004)、李富强(2000)、史清华(2001)等。第二,通婚圈缩小。代表学者有:邱泽奇和丁浩(1991)、吴重庆(1999)、新山(2000)等。他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区域快速内卷,通婚村减少,婚入和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第三,通婚圈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代表学者:雷洁琼(1994),其1987-1988年对全国6省市2799个农民进行户主与其配偶婚前两家的距离调查发现,近距离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年龄组通婚圈大致相同。最后,通婚圈呈现扩大与内卷并存的局面。唐利平(2005)认为农村通婚圈总体比较狭小,但有扩大也有缩小的情况,通婚圈的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一样经历着转型的过程。韦美神(2008)认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通婚圈出现“内卷”和“扩大”共存的现象。

       通婚圈演变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但二者在不同地区影响不一致。马宗保、高永久(2005)等对宁夏通婚圈的研究发现,通婚圈会受到所在地区的生活条件影响。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有利于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促使婚配对象选择的空间也增大(曹锦清,2001)。邓智平(2004)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迁移流动席卷了全国,人们交际圈的迅速扩展,使得通婚圈也逐渐扩大。人口迁移流动对人们的婚姻和生育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寻找配偶和维持婚姻关系稳定性方面的困难(王丰等,2011)。

       通婚圈扩大的影响表现在:大范围的跨省通婚可以简化婚礼仪式、节约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姻亲关系(宋丽娜,2010)。通婚圈扩大可能会形成骗婚现象,迁移流动范围扩大,双方了解很少,婚姻风险更大(杨爱民,刘善来,1994)。此外通婚圈扩大对女性婚后社会适应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赵建国,2012)。王家宝(2005)认为在上海光棍汉喜笑颜开的同时,外地光棍汉却愁眉苦脸,上海市民娶了外来妹使得阴阳趋于平衡,但是某地的男女比例必然会更加失衡。通婚圈缩小带来的影响表现在:有研究认为若通婚距离太小也会对后代的遗传素质产生影响,可能因为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过度摄入而导致发育不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何校生,1995)。

       纵观已有的研究发现,通婚圈变化态势判断出现了很大分歧,但认为通婚圈在扩展的观点是主流。出现判断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村或者局部区域来分析,而很少从城市和全国范围来研究,关于原因的分析也主要从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简要地泛泛而谈,有关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是定性的描述,而很少通过定量方法来深入研究。在我国乡村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从城市区域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到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上来。

       2 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11月14日-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北京等地抽样调查。由于该调查依托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来完成,所以调查区域主要选择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独生子女比例(31.58%)比较接近的河北省、湖北省和陕西省三个省,进一步选择与各省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北京因地缘优势和直辖市特性被补充进来。最后确定调查区域包括北京7个城区、河北省保定市16个街道、湖北省黄石市11个街道、陕西省西安市13个街道。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本文“青年”年龄界定为20-35岁)。样本量3832,其中北京820,黄石829,保定813,西安820,四个省市样本量基本均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就业与经济状况、婚姻与情感、生育意愿与行为、家庭成员及关系几个方面。经课题组对原始数据清理检验,改正错误数据,删除无效数据,该数据质量比较高,同时四个城市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分析数据均来自该调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