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青年”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似乎“与生俱来”就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使得“青年研究”与“现代性研究”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相交叉的领域，中国的青年和青年研究也不例外。 在现代社会，现代性一方面与具有特定的时空关联从而具有较高确定性和连续性的前现代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通过向未来敞开自身而具有自反性，因而现代性始终在不断完善自身。在此意义上，擅长解构和批判的后现代性依然在现代性的范围之内，是它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所无法避免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新型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是“两次现代化”同时进行的历史过程。从时间上来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极不均衡的特征，它既包括了信息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还存在着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只脚在农业社会，半只脚在工业社会，还有半只脚在信息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者同时产生影响的过程。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青年所面对的这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使他们既面临如何步入与适应现代性，也面临如何克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这一复杂特征构成了以此为对象的青年研究的非单一性和视界的多重性。 现代性这一主题涵盖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甚至建筑学领域都能发现现代性的话语。然而，就关联于人的现代性话语而言，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之诞生表现为以下两条原则：一方面，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凭着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又受到一种历史进步论的影响，受理性和技术指导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人最终达到一种完满的境地；另一方面，已经独立朝各自方向发展的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又受到经济理性行为和管理科层化的指导，从而进一步把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等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现代性的这些原则与其中国特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青年问题和专门探讨该问题的青年研究存在着双重任务，即现代性启蒙与现代性批判。 二、现代性启蒙中青年面对的多重目标 如果说，青年研究从学理上看是由各种“看”青年的不同视角而发现或建构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集体，那么，奠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的青年研究的内容则是围绕着青年和政治的需要建构的。由于坚持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青年研究所遵从的基本信念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武装青年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基本保障。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中国当前多层次非齐一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青年所受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多样化的。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由于青年负有现代化事业主力军的使命，青年教育以及相关的青年研究的目标就是探索能够使青年成长起来并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合格人才的有效途径。所以，受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指导的当代中国青年研究遵循的是以青年为本、促进青年发展的基本宗旨，其目的在于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对于以研究青年来服务青年、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中国青年研究来说，培养青年的现代意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公民是其理所当然的责任。从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来看，无论是青年研究的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观点，都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启蒙指的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类不经别人引导，就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1]。对于中国境遇中青年的现代性启蒙而言，除了引导青年学习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其具备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意识之外，还在于教育青年从思想上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中还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 即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社会理性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得社会生活依然无法摆脱异化的命运。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下，个体的自由并没有得以实现。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中，个体越来越深陷于文化无意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与自由的关系再次被置于人们面前。为了实现理性的自我意识对主体的自我关怀，海德格尔把目光投向了对技术的追问和反思，并关注语言这一存在之寓所。而福柯则希望借助宗教使人们彻底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再度将从未停止运动的主体移植于那种实践和过程的历史领域之中。但由于语言、结构和无意识等范畴取得了优先性，它们都没有为日常生活实践留下余地。对于主体来说，其活生生的生命对物质和精神性的依赖，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从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并通过革命夺取统治权，进而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加以剥夺，将全部生产资料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旦如此，被迫的劳动将变成自由自觉的劳动，公共权力也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成公共管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