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3-03-13 中图分类号：F3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4)05-0608-0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1]。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而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对于人力资本比较匮乏的农民而言，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增收方式就是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26.1%，而且呈现出增加趋势[2]。农民工外出务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335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3.31%[3]。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4]。近年来，国际上人本主义主导的人文地理学得到加强，行为地理学中行为区位研究受到重视[5]。中国地理学界应顺应国际潮流，加强对农民工务工行为的地理学研究。中国地理学者已开展对农民工务工区位规律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但是，务工区位分布及选择机制等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将从国内和国外2个方面，对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国内研究动态 对中国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情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成果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领域。 1.1 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分析 农民工务工地可分为本地和异地2类，转移方向一般为农村到城市，中西部到东部，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因素。按照空间范围，农民工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其合理性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就地转移是理性选择，通过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异地移民代表了发展方向。大规模候鸟式的农民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6]。事实上，这2种形式均普遍存在，都具有合理性。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7]，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比例为62.3%，本乡镇以内的比例为37.7%。有学者将空间类型与农民工就业产业类型相结合，提出了本地农业就业、本地非农就业、外地农业就业、外地非农就业等4种类型的农民工空间行为类型[8]。在转移方向上，劳动力迁移趋于流往最近的城市，趋于大城市，大城市的劳动力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极少迁入小城市。在全国层面转移的地域上，以省内和东部地区为主，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点。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就业地区上，东部地区占农民工总量的66.9%，中部占16.9%，西部占15.9%[3]。采用统计分析和GIS分析的研究表明，1990-2000年流动人口三大地区分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变化高度一致，中国劳动力迁徙具有明显的经济因素驱动效应[9]，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10]。 1.2 农民工务工地选择机制分析 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主要是通过关系网络自发外出、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等途径实现的，主要以迁移网络和自发外出为主，打工簇是其主要机制。网络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农户打工区位的选择具有明显的打工簇现象，在自然村尺度上，少数的打工簇集中了多数的打工者，主要基于传统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关系网络在打工簇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种子打工者和潜在打工者在由关系强度决定的博弈中造成了打工簇的形成和扩散[11]。采用SIS模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动态转移的分析表明，其服从传染病模型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能在某一地区成为一种风气，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12]。迁移网络是农民工迁移的最主要的形式，蔡昉等[13]的研究表明，有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有75.4%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从行为地理学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行为包括就业感知、就业决策、就业行为、就业体验4个行为过程，他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8]，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本地就业和外地就业的选择。 1.3 农民工务工动因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动因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主要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既有基于务工本人角度及家庭角度的微观研究，又有从产业发展、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谋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促进、寻求发展机会，此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所导致的农户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14]。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务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理性的农民将按照个体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自己进城务工或在村务农[15]。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是农民流动的“拉力”[16]。国内更多的研究是引用国外比较成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这些理论如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模型、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双重劳动市场论、新家庭经济学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迁移推拉力理论等，或者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或具体区域的案例研究。 1.4 农民工务工距离与城镇等级分布研究 距离对外出决策和外出务工目的地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代交通运输发达条件下其影响具有复杂性，个人因素对务工距离有重要影响，不同地区由于就业机会不同，务工者对距离有不同的选择。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打工距离整体分散、局部集中，务工人数随距离的变化呈“U”型分布，务工者在务工目的地的分布上具有群聚特征[17]。务工者的期望务工距离和实际务工距离分布相似，同时具有一定惯性，但整体而言仍以本地为主[18]，此结论暗示着农民工更希望在本地务工。省份之间的空间距离对省际人口迁移发生概率起着“障碍”作用[19]。距离越远，人口迁移的概率越小，风险厌恶者，往往选择短距离迁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20]。距离因子对迁移者数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迁移者往往集中于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某些城市[17]。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转移加快[21]，而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以省际迁移为主，但东部地区主要是近距离迁移，以省内迁移为主[22]，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表现出特有的就地城镇化过程[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