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地理學中，“五嶺”分別指南嶺山脉中五座重要的山嶺，甚或代指整個南嶺山地。由于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特徵，五嶺自古以來便是南北交通大道。這些南北大道在承擔溝通南北的任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由于種種原因，歷代文獻對于五嶺、五嶺通道及相關問題的記載多有混淆，過往學界對于五嶺史地問題的研究集中在五嶺名號及其地望，五嶺與嶺南地區開發、南北交流等問題上，如覃聖敏《五嶺辨正》①及拙文《“五嶺”考辨》②，基本厘清了五嶺名號及地望問題；王元林《秦漢時期南嶺交通的開發與南北交流》③，詳細考證了秦漢時期五嶺通道的開發維護及其帶來的嶺南地區城市建設與中外經濟交流等問題；陳代光《論歷史時期嶺南地區交通發展的特徵》④，既討論了五嶺通道及嶺道的修繕問題，又注意把五嶺通道放在全國的視角，特別是大一統王朝的背景下來討論其重要性，很有啓發意義。可惜該文是以整個嶺南地區交通發展爲核心進行的討論，儘管過嶺通道是文章討論的重點，仍然不能將過嶺交通格局在歷史時期的變遷充分展現出來。尤其當我們弄清五嶺名號及地望在歷史時期的演變後，應該更能够深刻理解五嶺交通格局的變遷背後隱藏的，歷代中原王朝對嶺南乃至更遠地方經略之時，對五嶺通道的最優化選擇。這種選擇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及自然地理條件密不可分，其選擇則深刻了嶺南地區的發展，還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路通南北：“五嶺”與五嶺通道 現代地理學中，“五嶺”分別指大庾嶺(位于今江西大余、廣東南雄交界處)、騎田嶺(位于今湖南宜章、郴州交界處)、都龐嶺(位于今湖南道縣、江永交界處)、萌渚嶺(位于今湖南江華與廣西賀州交界處)及越城嶺(位于今湖南新甯、東安與廣西全州交界處)等五座南嶺山脉中重要的山嶺。⑤五嶺中的萌渚嶺、都龐嶺、越城嶺和騎田嶺等，則呈東北-西南走向，嶺與嶺之間常有低谷分布或構造斷裂盆地，是天然的交通孔道。大庾嶺雖爲東西走向，但“山間卻存在一些低矮的埡口”，翻越較易，“如梅嶺(即大庾嶺)山口，海拔高程僅430米，成爲溝通贛粵的孔道。”⑥從黄河流域南下的勢力，勢必選擇這些通途進一步南下，經略嶺南，故而過嶺交通一直是先人較爲注意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五嶺與現代五嶺並非完全一致，而是在名號和地望上都存在差异，且隨著歷史的演進發生過巨大的變化，對于這一問題，拙文《“五嶺”考辨》已做了詳細考證，此不贅述，僅將考證結論簡述如下： (1)歷史上分別存在著三種“五嶺”，它們分別行用于不同的時代，即秦五嶺、漢五嶺以及至遲在唐代出現的“唐五嶺”。 (2)秦代五嶺的具體所指較爲模糊，除大庾爲嶺外，其餘四名皆是嶺所在的縣名：大庾(即今大庾嶺，在今廣東始興東北)；始安(治今廣西桂林)；臨賀(治今廣西賀州東南賀街)；桂陽(治今廣東連州)；揭陽(治今廣東揭陽西北)。秦代五嶺覆蓋的範圍相對廣泛，向東延伸至南嶺餘脉最東段的今閩南、粵西北地方。 (3)漢代五嶺的範圍開始縮小，塞上嶺(漢以後又名東嶠或大庾嶺)，在今廣東始興東北；騎田嶺和都龐嶺在今廣東連州北；萌渚嶺，在今廣東賀州北；越城嶺，在今廣西桂林北。 (4)漢以後，漢代的五嶺名號再未發生變化；五嶺的具體位置，除第三嶺外，亦從未發生變動 (5)五嶺之中的第三嶺都龐嶺，至遲在唐代發生了變動，由今廣東連州移到湖南道縣南的永明嶺。唐代五嶺說固定下來爲後世沿襲，直至今日的“五嶺”。 與“五嶺”對應的便是五嶺通道問題。《晋書·地理志》：“秦始皇……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⑦，北宋余靖卻說： 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治今湖南永州)、下離(漓)水者，由桂州(治今廣西桂林)；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下真(湞)水者，由韶州(治今廣東韶關)；出桂陽(治今湖南郴州)、下武水者，亦由韶州。 余靖僅叙述了三條過嶺通道：由今湖南永州溯湘江而上，過五嶺後入灕江，經廣西桂林；由今江西南昌溯贛江、章江而上，過五嶺後入湞水，經廣東韶關；由今湖南郴州過五嶺後入武水，同樣經過韶州。秦代北方入越之道尚有五處，緣何到了宋代卻變成了三道？宋代過嶺通道是否僅有三條？ 余靖又言：“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⑧可見，假使宋代入嶺南僅有三道，而這三條道路的地位又各有不同。宋代由京都去嶺南就任的官員，常走的路綫是沿汴河入淮河，由淮河入運河，再沿運河進入長江，溯江而上轉入贛江，度過大庾嶺後，由湞水入珠江水系，轉赴嶺南各地。此又反映出過嶺諸道，雖開闢較早，路綫較多，但在地位上又各有不同。那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過嶺諸道的地位是否一成不變？過嶺諸道所承載的運輸職能有什麽不同？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說：“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周氏認爲五嶺指“入嶺之途”，而不一定是山嶺。周氏如此理解，並非空穴來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嶺，山道也。”⑨可見，嶺確實有山路的意思。不過，五嶺並不能像周氏那樣，隨之被簡單地理解爲入嶺之五途。《廣雅》“嶺，阪也”⑩，王力先生也認爲，“嶺”與“領”同源，“‘領’，是脖子，‘嶺’，是山坡。這與‘顛’是頭頂，‘巔’是山頂，是一致的”。(11)可見嶺的本意爲山坡。山坡往往較爲平緩，人們可以較爲容易的通過，久而久之，便有可能形成山道。明人張自烈說：“嶺，山道，山之肩領可通道路者。”(12)可見，“嶺”字本身就體現出山嶺與道路交通之間的密切關係。進之，嶺又可指代整個山體。《後漢書·鄭弘傳》章懷太子注：“嶠，嶺也。”(13)《爾雅》：“銳而高，嶠”；晋郭璞引《字林》：“山銳而長也。”(14)嶺與嶠相通，因而“嶺南”又被稱爲“嶠南”。可見，“嶺”由本意的山坡，轉而指代“銳而高”、“銳而長”的山嶺。以“嶺”指山，體現出嶺的重要地位，而這種地位的形成，又當與嶺爲人們提供越嶺通道這一重要作用有闕。“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反映出“五嶺”本身就深深烙上了交通的烙印，有學者因此認爲“途以嶺顯，實應兼存”。(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