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交史学①是针对传统外交史学而言的，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标志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诸如迈克尔·亨特、入江昭、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罗伯特·麦克马洪和埃米莉·罗森堡等美国外交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走出传统外交史学的危机。经过一大批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努力，新外交史学逐渐在继承传统外交史学的基础上为外交史学家所接受，在相关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带来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复兴。这是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很大转变，如果将这一转变比喻为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至今依然方兴未艾、影响深远。 美国传统外交史学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诸如塞缪尔·比米斯和德克斯特·珀金斯等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使外交史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他们在研究中秉持国家主义观点，对美国权力的增长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形成倍加赞扬，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们的研究以原始档案作为支撑，通常在欧洲大背景下阐释美国外交的演变，难免忽视了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这一代外交史学家对推进美国外交史学所做的贡献非常大，形成了长期主导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以本国或外国官方档案为基础，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至今依然可以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看到他们余音犹存的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传统外交史学中不存在争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以查尔斯·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对比米斯等人的“国家主义”观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他们不再以使用多国档案开展研究作为重点，笔墨很少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对形成外交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区域力量等，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延续；是冲突，而不是一致。 “国家主义”和“进步主义”两个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史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实主义”学派(即“国家主义”学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研究方法构架自己的理论框架，比较重视对官方档案的解读，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国家决策精英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权力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修正主义”学派(即“进步主义”学派)构筑起一个解释美国外交的宏大理论框架，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下阐释了美国扩张主义外交的演变，认为美国政府决策者始终如一地寻求国外市场，以缓解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传统外交史学主要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尽管能够部分地揭示出美国外交的实质，但忽视了美国外交对象国的存在与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反作用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偏概全的弊端，最终导致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乏力，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传统外交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已失去了活力，只能是“行将就木”②。欧内斯特·梅之言或许有些夸张，但形象地反映了传统外交史学所遭遇的困境。当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采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可能就会进入“死胡同”，更不用说能够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了。这样，以革新传统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外交史学的兴起自然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就成为大势所趋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对仅从美国单方面研究美国外交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把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过于简单化，一方面忽视了美国外交对国外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国际环境反作用于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视而不见，只是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史教授查尔斯·梅尔对美国外交史学界的缺乏活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严谨和方法上的创新。③此后，关于这一研究领域如何能够走出传统外交史学带来的困境，美国外交史学界展开了大讨论，学者们把诊问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8年美国历史学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年会，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会上提出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学家迈克尔·亨特呼吁加强对新一代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训练，强调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要经常到国外考察，掌握多国语言以及对非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以便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研究美国外交史，他们不仅要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要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专家。简言之，这些主张对传统外交史学进行革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国际历史学家，而不只是美国历史学家；二是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④与此同时，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以“国际史”取代“外交史”，其研究视角或方法逐渐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可，为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凡此种种标志着以新的视角或方法重新审视美国外交史的新外交史学最终脱颖而出。 新外交史学的兴起与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借鉴了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确反映了对外交史研究的更深邃的理解以及外交史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新外交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美国外交史。外交尽管是一国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外交本身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为实现各自外部利益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特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应该把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放到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中去研究，当然对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内背景也不能由此忽视。如果以这样一种方法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不仅研究范围会大大扩展，而且研究者的视野将会更为广阔，研究的结果也更加严谨，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具有客观性。这样，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向着更为辽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