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变革(或谓“社会变迁”)加速进行。广义的社会变革，指的是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和城市社会演变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或国际关系、文化乃至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大致说来，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进而带动社会的全面变革与发展。不过，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上而下地追赶和学习先进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其发展道路，同时遭遇殖民列强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之遭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秩序，使其社会变革的环境与路径明显地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中，维护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研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伊朗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大国，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方面，伊朗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一面。比如，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稳定和高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急剧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又明显地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伊朗提供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下政权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的典型案例，即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其次，与此相关，伊朗的社会变革进程和社会稳定问题，与伊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直接关联，以至于1979年革命普遍地被称作“伊斯兰革命”。在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然而伊朗作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什叶派教士(音译为“欧莱玛”)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本文在吸纳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从革命力量与关键历史人物的视角入手，重新探讨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进而考察1979年革命前伊朗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一、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 20世纪的伊朗，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稳定问题亦相当突出。腐朽没落的卡扎尔王朝(1786-1925年)，历经立宪运动(1905-1911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终于在1920年代中期走到了尽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在大地主的支持下，于1925年建立起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强力推进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和民族主权国家的构建，大刀阔斧地实施世俗化、西方化和民族化改革政策，促进了伊朗社会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1953年“八·一九”政变以来，伊朗在美国的扶植与敦促下，依托愈益增长的石油收入，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六七十年代，随着“白色革命”的开展和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伊朗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显著提高。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以欧莱玛和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以城市和平示威为主要手段的“和平革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人意料地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震惊了世界，更凸现出伊朗社会变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1.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主要社会力量 探究1979年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专制王朝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理论。亨廷顿说：“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传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②换言之，在现代化浪潮下，君主必须搞现代化改革，以增强政治合法性。改革就必须集权，而改革的成功往往削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因为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必然培育出要求深化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集团，而君主专制的内在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得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亨廷顿关于君主制政体实施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的宏大理论，看来言之凿凿，颇有道理。但是结合伊朗实际，细究起来，尚有疑问。虽然1950年代以来快速推进的社会变革，扩大了伊朗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的规模与力量，但是伊朗中间阶层不是1979年革命的主力军。首先，中间阶层，包括政权体制内的中低级人员、专业人员和国有部门人员，大多是政权的依附者和受益者，缺乏革命的内在动力。其次，中间阶层内聚力弱，组织性不强。虽然部分出身中间阶层的人士成为政治领袖，但中间阶层本身没有组织起来，既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也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没有政治行动的能量，缺乏集体行动必需的组织机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员在反对派发起行动后一年多没有卷入政治冲突。当他们终于参加进来，大多要求经济而非政治变革。③因此，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主要不是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生阶层渴求扩大政治参与同君主专权冲突的产物。 与中间阶层类似，劳动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内聚力不够，组织性不强，展现出比较低的集体行动能量。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组织程度较高，1977年经济危机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政府的紧缩政策，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是革命的肥沃土壤。1978-1979年石油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极大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葬送巴列维国王的最后一支关键力量。但是，此前巴札④持续不断的坚决斗争迫使国王做出政治让步，为工人阶级的动员奠定了基础。可见，工人阶级加入革命晚，亦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阶级发生分化。少数农民，即享有租佃权的分成制农民，分到少量土地，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由于推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这部分本来受益不多的农民，在合作社和农场企业的发展中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与巴列维国王土地改革的初衷相反，他们没有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占农村人口1/3的没有租佃权的农民和无地农民，在六七十年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或继续其无奈的悲惨生活，或沦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移民城市转变为城市贫困移民。作为“城市示威型革命”，伊朗农村人口“超然”于革命之外。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分配政策极大地偏向城市，向大资本倾斜，忽视农业和农村地区，导致农民状况恶化，城乡之间和地区间不平等加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城市的原农村人口，在革命末期卷入其中，但显然同样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