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黑人民权日益扩大的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民权立法，最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通过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和推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改革，进一步扩展了黑人公民权利。但在冷战背景下，①联邦调查局在1956年以“阻止危险组织发展、危险思想传播、保卫国家安全和制止暴力”为由，秘密实施“反谍计划”(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②该计划旨在打击“激进势力”，对民权组织亦不例外。 在民权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该组织提倡非暴力直接行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民权活动，不仅在黑人社会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改变了60年代美国的社会面貌。它成立于1960年4月，既是静坐运动(Sit-ins)的产物，也极大地推动了该项运动的发展。它在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和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该组织在种族主义势力最强的密西西比州从事选民登记活动，并在1964年发起了自由夏季运动。之后，它成为最早转向反对越战的民权组织，且大力提倡“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与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相呼应。虽然该组织在1968年后丧失了活动能力，但联邦调查局对它的监控直到1973年才最终结束。③ 对于联邦调查局监控和打压民权组织这段历史，学者肯尼思·奥赖利认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常向媒体透露贬损黑人领袖的消息，向政府和国会提交诋毁民权运动的报告，破坏它的发展。④克莱伯恩·卡森指出，当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兴起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Black Nationalists Hate Groups)的打压计划，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的活动。⑤谢里尔·格林伯格认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采取“激进的”方式反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提倡黑人权力和鼓吹暴力”，导致约翰逊政府利用“反谍计划”来瓦解它。⑥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联邦调查局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唐纳认为，对“异见分子”的监视是美国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⑦埃森·西奥海里斯指出，尽管联邦调查局有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的考虑，但其滥用权力和非法收集政治情报的做法破坏了美国宪政。⑧伊万·格林伯格认为，联邦调查局对“异见分子”的监视和压制，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⑨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联邦调查局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监控、打压以及造成的破坏。但一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例如：为什么联邦政府一方面通过了大量的民权立法支持民权运动，另一方面却命令或默许联邦调查局对重要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进行监控和诋毁？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和提倡“黑人权力”所带来的挑战？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对民权运动的走向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利用与联邦调查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有关的缩微胶卷档案、国会调查报告和民权领袖回忆录等资料，考察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展进程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当权者是如何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消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在哪些方面以及何种程度上损害了民权运动。 一、联邦调查局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夸大和监控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反抗运动，而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社会立法回应民众的斗争诉求。但在冷战背景下，它也长期对民权组织进行监控，动用联邦调查局展开“反谍计划”，以“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为借口打击民权和反战人士。以爱国的名义打压持不同政见者，是很多现代国家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段，标榜崇尚人权的美国也不例外。 随着大规模静坐运动的开展及影响的扩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⑩在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中，该民权组织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1960年6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其新闻发言人康斯坦斯·柯里(Constance Curry)强调，该组织没有共产主义色彩，并表示它将继续以非暴力方式开展静坐运动。(11)但这没能打消联邦调查局的顾虑，同年底，它下令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的一切会议。(12) 联邦调查局处心积虑地将民权运动与所谓的“邪恶力量”——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加强对民权运动的监控。在黑人领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与胡佛讨论了共产主义对民权运动的“渗透”问题，认为“马丁·路德·金是最危险的黑人领袖”。(13)尽管当时胡佛监视的重点是金及其领导的民权组织，但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回忆，“到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时，胡佛像关注金那样关注我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情况”，“把民权运动中所有年轻人的力量看作是进攻性的、值得警惕的危险力量”。(14)主要原因在于刘易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未像其他民权领袖那样支持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民权法案，甚至批评它过于“虚弱”。(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