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遭袁世凯通缉，被迫逃亡海外，国民党活动转入半“地下”状态，国民党由权力中心走向边缘。北京政府暂时消除党争纷扰，袁世凯集团控制政局。这一政治演变促使国民党在一度改建“政党”参与共和政治之后，又重新回到“革命党”立场，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①。袁世凯则借助“二次革命”失败之机进行“削藩”，在罢免粤、赣、皖三督后，接着收拾“二次革命”中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如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都被袁以不同借口解除兵权，而对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等，则恩威兼施，使他们战战兢兢、不敢心怀异志②。其时，阎锡山早已意识到要想固位就要承认袁世凯的威权，抗袁只能自讨苦吃，于是他转变为顺从袁的意志。 那么，阎锡山是真心投靠袁或支持袁称帝呢，还是另有他因？这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笔者利用大量档案和报纸资料，探究袁世凯帝制案中阎锡山的行为，以进一步澄清阎、袁关系并对阎锡山政治品格做一学术探讨，同时透视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目前，学界对阎、袁关系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断定阎锡山背叛革命，完全依附袁并积极拥护袁称帝③；另一种体现在阎锡山传记或相关研究，其中谈到阎与袁的虚与委蛇④。笔者查阅一些新发现的史料，阎出于对权力渴求及中央政府对其督晋认同，与袁的关系若即若离，阎是在洞察时势变化的前提下张弛有度地与袁进行着温和性博弈，而不是一味地忠诚于袁或投靠袁。阎的这种行为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充分体现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即阎只认可掌控中央权力的核心人物，而不会真心投靠任何人。另外，通过透视这一案例可以发现，阎锡山不赞同民主共和，较为认同君主立宪。他的政治认识与袁世凯对民国初期的政治感受略有相似。如从二人的相同感受来讲，阎是看好袁世凯的，在与袁交往中也确有一些诚意存在，而并非完全“虚与委蛇”或“委曲求全”。 一 袁世凯由“共和”变帝制及阎锡山的反应 袁世凯凭借武力击败反对派，建立自己的强制性权威。他踢开国会，解除《临时约法》，暗中操纵国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于1914年5月公布新约法，厉行中央集权，在中央成立统率办事处，剥夺陆军部、海军部重要职权，将地方军队划归巡按使。袁经过一整年亲身体验，认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共和已搞不下去，不如恢复帝制好⑤。加上其子袁克定与杨度等帝制派嗾使，也使得袁世凯欲改变政体。前文亦曾提及，“二次革命”中多数省份的中立态度使袁世凯深感忧虑，觉得北洋体系的军人对他也非绝对服从。为获得地方军事实力派支持，袁要求阎锡山等人进京述职，并派亲信到地方监视。阎的军队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不到7000人，而袁的心腹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达11个营，其力量足可与阎抗衡⑥。此外，袁世凯还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阎的行动，直到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⑦。1915年2月，阎锡山晋谒袁世凯，揣摩到袁集权心理，阎便大谈自己感兴趣的军国主义，以迎合袁塑造威权政治的想法。而袁为得到地方势力的绝对忠诚，将阎锡山等各督军家眷扣留于北京作为人质。 平心而论，阎锡山在民国初年虽被纳入袁世凯威权下的共和体制，但阎对共和认识较为模糊，而对国家政制却有一定思考。当然他的这种思考经历了由共和到君宪的转变。阎加入共和体制是通过“督抚式的革命”⑧，他不是一个纯粹崇尚共和制度的革命者。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阎锡山不仅是清政府的地方重要军政官员，更是富有革命使命的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他这样年轻(29岁)又兼有双重身份，对共和的认知不像后来那么深刻，也不可能很快形成一种理性的政治构想，他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和利益取舍层面，紧随潮流，拥护袁世凯维系的共和体制。如1914年间，报纸有倡议还政清帝及变更国体之事，阎得知后，特于11月19日专电北京政事堂、参政院、内务部等表示反对，在电文中严斥那些“顽固之辈，迂腐者流，谬说流传，不顾大局，岂知贞元会合，天人交孚，政体虽更，国家如故，纵由帝制而嬗为民制，非灭旧邦而别为新邦”；同时他也向北京政府进言，“为弭乱防嫌起见，拟恳钧堂、部、院采择刍言，分别建议查禁，嗣后如有敢造作此等莠言者，惩以应得之罪，以靖人心，而安清室，全国幸甚”⑨。从阎的言词及其行为可知，民初的阎锡山在北洋势力控政局势下是共和的拥护者，当然他也是共和总统袁世凯的支持者。 然而不久，阎锡山对共和政体的态度发生逆转。他由拥护共和向支持君宪转变，认为君宪适合当时的中国。转变的缘由是他受其时中国政治变动影响及其对社会洞察结果所致。由于辛亥后袁世凯暂时填补了帝制消亡后中央权威的真空，袁的集权意识和集权程度日益增强，这给非北洋系的军人势力特别是近邻北洋中心的山西同盟会员阎锡山以很大威胁，而当时能够制衡袁威权的孙中山革命派也四分五裂，所以这使得共和践行只有其表。另导致阎对民主共和产生失望的因素是，阎游学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崛起深有体会，特别是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较为赞赏。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阎在袁威权政治与畸形共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他决定推崇袁的个人强权。 但在袁世凯推行中央威权初有成效之后，却开始了帝制的第一步，以君主立宪代替民主共和。为此，1915年8月20日，袁在北京成立推行帝制御用团体——筹安会，该会由杨度牵头任理事长、孙毓任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任理事。他们歪曲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的立意⑩，大力宣传共和国体不合中国国情，并电函各省代表到京请愿以制造民众基础支持袁称帝。而阎锡山在短时间内先后接到筹安会两电后，于25日复电筹安会，告其已派遣山西代表崔廷献、南桂馨赴会讨论(11)。可见在帝制活动开展初期，阎表现得相对配合。而他的这种配合不仅有惧怕袁的顾虑，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如阎对经过4年实践的民主共和已失去信心，认为民国建立是一种机遇(12)。另外，阎随着政治阅历及经验的日益丰富，开始对政治体制有了一些自己的思想认识，改变了当初对共和的从众拥护立场，变得像蔡锷等人一样较为赞成君主立宪，但阎心中的君主立宪不是皇帝制，而是开明专制。他的这一政见，可从1915年9月3日他的致袁电中看出：
